编者按: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界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主题多样丰富,令人眼界大开。《齐鲁学刊》编辑部也邀请相关学者于是年10月12日举办了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专题的论坛研讨,以纪念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引起的震荡和回响。1923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同向旧经史系统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营垒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二千多年来一直坚不可摧的古堡旧垒瞬间被炸得梁折栋摧,堂毁庙塌,承前而来的“疑古”思潮也因此在观念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发生根本改变,成为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深层发生作用的标志性事件。以“古史辨”命名的在学者间展开的独立、自由、平等、多元的开放性研究和辩论,以及弥漫其中的理性批判精神,则为中国传统学术型态的终结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型构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其垂范性意义不限于狭义的“古史”,也不限于单纯历史学科。但时过百年,这场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学术运动,其价值取向和学术精神已在“走出疑古”的新潮中逐渐被模糊、扭曲、变形,进而被抛弃,这对仍处在未完成时态中的中国现代学术来说恐非幸事。因此,从现代学术建立的角度对这场学术运动的理念方法、价值取向、问题意识等进行深入研讨,以其所倡导的理性批判精神对其成就和不足、贡献和局限加以再审,当有助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进程的良性展开。今即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题,刊发王钧林、李振宏、陈峰三位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以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近世中国学术几乎都有一个转型问题,连语言都转型了,从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何况学术!学术转型不全是因为西学的刺激,还有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才是真正的推动力量。以往,传统学术也有转型,比如经学,汉代的今文经学发展至烂熟,转型为古文经学;再比如历史编纂学,孔子确立的编年体转型为司马迁发明的纪传体。诸如此类,还有不少。然而,传统学术转型并没有给现代学术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大概20世纪初中国学人未遑总结传统学术转型的范式与经验。总之,现代学术转型不期而至,来势迅猛,由那个时代的年轻学子以截断众流的手段独立完成。而最彻底最成功也最具有典型性的学术转型非古史莫属。顾颉刚从理性的怀疑入手,以科学精神为指导,创立了古史考辨的理论与方法,成功地推动并完成了传统古史学向现代古史学的转型,厥功甚伟。
一、传统学术的疑古精神与疑古工作
疑古,词义清晰,一望而知,是怀疑古代的东西。人们知道疑古是一种态度、精神,古已有之。传统学术的疑古与现代学术的疑古一脉相承,在疑古的态度与精神上并无分别。
传统学术的疑古,人们多从清代向前追溯到宋代,宋以前不再追问。其实,疑古精神由来甚久。据《孔丛子·答问》篇记载,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读《国语》,就《国语》记载的晋献公与骊姬夜间密谋废立太子的故事,向孔子九世孙孔鲋提问:“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由此怀疑史官所记不合情理。因为,即使普通百姓,夫妇夜间床笫之上的对话,外人如何知之?不知,如何记载下来?可是,《国语》竟然记载下来,这说明了什么?陈胜起义前不过是一介农夫,大概没有多少治学的经历和修养,起义后建国称王才注意读书,一读书便发现问题,怀疑书中所记。这是陈胜读书用了脑子,一用脑子就产生了疑古精神。再往前,子贡怀疑有关商纣王的历史传说是墙倒众人推,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也曾经质疑《尚书》关于汤武革命的记载,说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的震憾性言论。这些实实在在的案例,说明疑古精神具有自古及今一以贯之的普遍性。学识高明的孟子有疑古精神,连没有多少学养的陈胜也同样有疑古精神,这又说明疑古精神极寻常、极普通,其核心不过是以人之常情常理为标准,拿人之常情常理去审视一下古书古史所记,发现两者相合缄默无语,发现不合就追问一个为什么,分辨记载的真伪,探讨事情的真相,这就是疑古精神在起作用。所谓疑古,不过是理性的运用而已。
疑古精神用之于治学也是由来甚久。汉代五经博士质疑古文经,已经不是零星的怀疑了。而王充更把疑古精神提升到了逻辑的层面,他发现古书一说商纣王有“索铁伸钩”之力,一说周武王以“兵不血刃”伐纣,这两说自相矛盾,不得两立,必有一非!这并非王充的卓识,而是运用逻辑分析问题的寻常之见。有点逻辑头脑的学人都会有这个能力。可惜,王充既用常理也用逻辑审视古书古史的疑古精神,后继乏人。王充之后,运用怀疑精神治经治史,零零星星,不绝如缕;到了宋代才开始多了一些。而真正发扬光大、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在清代中期以后。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崔述的几部《考信录》、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清代运用疑古精神治学的三大代表性著作。胡适盛赞清代考据学具有科学精神,就是因为清代考据学善于做“知识考古”的事业,兼用常理和逻辑审视、发现、分析问题,敢于怀疑,勇于辨伪,而目的则是考信。崔述以“考信”命名其几部考据学的著作,就是为了表明,他要建立可信的古史系统。
二、疑古与近世学术转型
清代疑古以经史为大宗,不管其运用了多少疑古精神以及取得了多少成就,仍然属于传统学术的范畴。中国学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在酝酿转型,一切条件都已具备、成熟乃至烂熟,可是,转型迟迟不启动。不得不承认,中国学术缺乏现代转型的内在动力,如果有足够的内在动力,何需等到“五四”时期!康有为是维新领袖,跨新学、旧学两界;严复是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后的首任校长,跨中学和西学两界,这两人都应该在推动中国学术转型方面做出贡献,然而令人失望,他们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
谁也没有想到,推动中国学术转型的不是当时的学界领袖、耆宿大儒,而是一批30岁左右的风华正茂的年轻学人,他们是陈独秀高声呼唤的“新青年”,胡适是“新青年”的学术带头人。1917年,26岁的胡适做了两件事:一是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发起白话文运动,推动了语言的转型①语言转型的学术意义迄无充分的认识。胡适191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被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一在于采用了现代学术范式,二在于使用了现代学术语言。而谢无量191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同样采用了现代学术范式(不及胡适完善),却使用了传统学术语言,这就使得它稍逊一筹。或许会有人认为,学术范式和学术语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术内容,一如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再如惠能的不立文字,都强调如何认识和把握心中的那个意才是最重要的,如何表达反而不重要。推向极端,认为儒家六经皆糟粕,惟圣人之意才可贵。这恰恰是传统学术的观念。现代学术认为,形式与内容是一致的,无正确的形式无以保障所获内容是真实可靠的。陈胜质疑晋献公与骊姬床笫之上的对话,并没有质疑对话的内容,而是质疑这对话如何被外人所知;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陈胜就有理由怀疑这对话不真。而孔鲋的回答,恰恰也是着眼于制度,说那个时代的君主,内朝有国史,内朝有女史,举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有右史记言,这就保证了对话为真。孔鲋的回答其实不能成立,女史有无即是问题,即使有之,女史也不是通房丫头,不可能夜里守在国君的床边记言。这暂且不论。对我们有启示的是,陈胜与孔鲋都避而不谈对话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而是从形式上提出质疑和做出回答。或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无正确的形式无以保证内容为真实可靠。;二是任北大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不是从伏羲讲起,而是从孔子、老子讲起,令顾颉刚、傅斯年们耳目一新。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在近世学术转型上可谓先声夺人。是胡适高明吗?的确高明,可是,胡适那点国学的底子自叹不如他的学生顾颉刚、傅斯年,何况那时还有一大批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老辈学人。胡适之所以能够开出学术转型的新风,是因为他真切地感受到了现代性的魅力和现代化的需要。
胡适发动的近世学术转型,有两大核心点,一是严谨的科学精神,一是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有无严谨的科学精神,差别到底有多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胡适来到北京大学哲学门,讲授中国哲学的,除了胡适,还有两位老辈学人陈黻宸、陈汉章。胡适讲中国哲学,从孔子、老子开始讲起;陈黻宸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一学期才讲到周公;陈汉章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才讲到《洪范》。中国哲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起,表面看仅仅是一个时间点的选择问题,而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重大的观念,即中国哲学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有真实可靠的历史,与此直接相关的是,中国上古史,尤其是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可靠的问题。
近世中国学术转型与文化转型是同步发生的。文化转型发生在“五四”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学术转型发生在“五四”新学术与旧学术之间。1917年,30岁的钱玄同一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就把北京大学的桐城派和文选派的旧学术骂个半死。旧学术如此不堪一击,很快败下阵来,在于它缺乏现代科学精神,不能因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科学精神与科学范式密切相关。缺乏科学精神,不会催生科学范式。同理,在中国,缺乏科学精神,不会催生现代学术;而没有现代学术,就不会催生现代学术范式。
在“五四”新文化、新学术的双重引领下,传统的疑古精神加持和融合了现代科学精神,盈科而进,迅速发展为颇有声势的疑古思潮。
三、疑古思潮、古史转型、现代历史学的建立
近世疑古思潮是顾颉刚一人唱之,钱玄同①钱玄同服膺疑古精神,据其自述,早在1921年,他就请人制作了一枚疑古的图章。1923年顾颉刚与其书信讨论古史问题,正式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他深表赞同。其后,疑古思潮骤起,钱玄同推波助澜,竟自号“疑古玄同”。等众人和之而鼓动起来的,一开始就挟以高屋建瓴之势汹涌而来。所谓高屋建瓴,是指它有一种高明的理论在支撑在指导,此即顾颉刚创立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这一理论不是在疑古思潮的发展过程中逐步酝酿成熟的,而是一开始就以理论创造的形式亮了出来,这使得疑古思潮骤起骤热。
顾颉刚创立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是推动和实现古史突破与转型的理论支点。
顾颉刚推动古史突破与转型,不是采用不破不立的“破与立”的模式②“破与立”是文化激进主义者喜用的模式,而在“文革”期间大行其道。“文革”宣布与传统决裂,盛行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的口号;一个“破四旧”,就要把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扫而光。就思想与文化建设而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奉行中庸之道,温和而不走极端,采用传承与创新的模式显然更为有益。,而是采用继承与创新的模式。这十分难能可贵,值得大书一笔。顾颉刚总结继承了传统学术的疑古精神,他服膺崔述,受崔述的疑古精神的启发,即是显例,然后在此基础上创新,主要是理论与方法的创新。顾颉刚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首先是揭示古史形成规律和特点③古史有两层含义:一是客观真实的古史,一是由记述、传说造成的古史,亦即古书记载的古史。顾颉刚所说的层累地造成古史,是指后一意义上的古史。而古史辨,是经由古书记载的古史的辨伪,以求得真实可靠的古史。的理论。层累一词用得十分准确而精妙。在古史上,一个事件、一个人物,在其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愈往后愈放大,每放大一次,就在其本有的真相上堆积一层附加的东西,放大的次数越多,这一层一层的堆积也就随之越多,古史就是这么层累造成的。这未必是一个天才的发现,因为,层累造成,不仅适用于古史,在近代史、现代史,甚而至于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常见的现象。然而,揭示层累造成之理,应该是天才的发现;采用层累造成之语,应该是天才的表述。其次是古史研究的方法。一种理论能够用于指导实践,必定有其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古史既然是层累地造成,明乎此理,研究古史就可以采用类似剥竹笋的办法,一层一层地剥去,直逼古史真相。顾颉刚本人刚刚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就用来研究孟姜女的故事,揭示其如何层累造成的过程,返回到孟姜女故事的原点,寻求其真相。这是一个示范式的研究。后来古史辨派的学人纷纷仿效,遂使古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层累地造成古史说那里,理论是体,方法是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不可谓不高明。正因为古史有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突破了传统古史有方法无理论的局限,实现了其自身的突破与转型,成为充斥现代科学精神的古史学。
疑古本来只是一种态度和精神,在顾颉刚和古史辨派那里,疑古成了古史研究的切入点、入手处。他们做古史考辨的工作,目的是去伪存真,建立大致可信的中国古史。厚厚七大册的《古史辨》为什么不叫“疑古编”或“疑古论丛”?应该是顾颉刚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以疑古命名其事业。再向前追溯至清代的崔述,他以怀疑精神做的古史、古经考辨一律命名曰“考信”,既考其伪,也考其信,但取考信二字,其目的昭然若揭。顾颉刚追述崔氏的遗意而后来居上。所以,准确地说,可以将疑古看作是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一个特色,却不可以视为其古史研究的立足点。
单就古史研究的切入点、入手处而论,因为古史是层累造成的,一层一层,越造越多,越多越失真,一如鲁鱼亥豕,越传越走样,越走样越失真,所以古史研究的资料工作阶段可分为四步:第一步是搜集古史资料,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以竭泽而渔的精神穷尽所有的古史资料;第二步是辨识古史资料的年限,梳理古史资料的层累过程,大致认定越早的资料,其可信度或资料价值就越大一些①这里只是说大致认定,不是逻辑上的全称肯定判断。事实上,或有例外,要对具体史料做具体分析。;第三步是对古史资料做严格的审查、批判与检验,目的是辨真伪,求得真实可信的古史证据;第四步是搜集前人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熟知前人的古史研究取得了哪些成就,达到了何种程度或水平。待到资料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才能转入下一个研究阶段。这四步即是按照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主张应该实行的有关古史资料工作的四个作业流程,也可以说是古史研究的现代学术范式。对照一下这四个作业流程,传统的“信古”派有第一、第四步,缺了第二、第三步;不少现代古史学家有第一、第三、第四步,缺了第二步。这第二步正是顾颉刚和古史辨派古史研究的特色所在,也是其高明所在。谓其高明,是因为,第一,梳理古史资料的层累过程,作为资料分析的方法是建立在层累说的理论根基之上的,换言之,是有层累说作理论指导的方法②近二三十年来,对顾颉刚和古史辨派持强烈质疑态度的学者,比较推崇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其实,如裘锡圭教授所说,二重证据法十分寻常、简单,凡发现地下出土资料者,人皆知运用。我要补充的是,二重证据法只是一种简单的方法,并无理论根基,这和层累造成说完全不同。发现甲骨文,凡殷商研究者皆知和文献资料比照运用,不必待王国维而后知如此运用。王国维的贡献在于,一是采用了二重证据法这一天才的概括性表述,二是运用二重证据法做殷商史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第二,史料工作多一道“工艺”,多下一点功夫,加工出来的史料,其可信度自然也就高一些。这第二步按理说可以和第三步合并,因为这一步只是辨真伪、审虚实的一种方法,我们只是为了彰显顾颉刚和古史辨派古史研究的特色,才将其单独列出来,作为一种旗帜鲜明的标识。
对于古史研究来说,资料有多重要?傅斯年认定可信的资料就是证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因此,现代历史学也可以称其为史料学。这固然是实证主义的观点,但是不无道理,证据不可信不可靠,历史研究将毫无意义。而古史资料工作正是顾颉刚和古史辨派所擅长的,他们致力于严格的审查、批判、检验古史资料,目的是求得可靠可信的史料,建立可靠可信的古史。这是顾颉刚和古史辨派工作的宏旨和大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他们的 “小者”,是在史料辨伪方面有一些失误。理论与方法再高明,在具体的实践或操作层面,也难免失误。顾颉刚和古史辨派是如此,一切历史学家率皆如此,无一例外。其实,顾颉刚和古史辨派的真正可议之处在于,他们几乎没有预流①预流之说是陈寅恪提出的。193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吊诡的是,陈寅恪研究隋唐史,几乎全用寻常可见的史料,鲜用当时已发现的新史料。这与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有某些相似之处。陈寅恪的预流说为新材料新问题大张其目,说明他有宏大的视野,开阔的心胸;而他坚持用传世文献资料做研究,说明他认为传世文献资料是“富矿”,远未挖掘殆尽,仍然大有可为。——入新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与传世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古史之流,尽管王国维的预流的古史研究已经做出了典范性的工作。
中国学人一向重方法轻理论。两千年来,古今学术不乏方法,惟缺理论。传统学术以经学为大宗,经学的传、注、疏、解、正义之类的解读方式,周详细密,十分发达,可是,却没有从中酝酿出一套类似于诠释学的理论与方法。现代学术以胡适为领军,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也没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梁启超和钱穆都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作,审视一下这三百年学术史,有无重大的原创性的理论?再审视一下“五四”以后已经走向世界的近百年学术史,谁拿出了置于国际学术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理论?因为轻理论,缺乏理论,所以顾颉刚创立的古史理论就弥足珍贵。
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建立有三个标志性的事件,先后发生在1917-1923年短短的六年时间内:(1)王国维1917年发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周制度论》;(2)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国历史研究法;(3)顾颉刚1923年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在这三个事件中,论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三人是中国史学转型的引领者;论贡献,王国维以其现代史学意识,运用二重证据法从事古史研究,构造了不朽的经典之作;梁启超率先阐述了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问题,有了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觉醒意识;顾颉刚紧随王国维、梁启超之后,以其创立的新理论新方法率先完成了古史的突破与转型。这三个事件合在一起,引领并完成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转型与建立②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建立,还有一人不可忘记,此即傅斯年。如果说王国维、梁启超、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历史学的转型与建立的完成者,那么,傅斯年则是坚定的守望者和巩固持续发展者。1928年,傅斯年创办和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宣示该所工作之旨趣,重申现代历史学的要义和精神,并在此后的工作中一以贯之。这在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建立方面不是立言的不朽而是立功的不朽。。如果说梁启超有现代史学的启蒙之功,王国维实现了具体的古史研究的突破与创新,那么,顾颉刚则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实现了古史研究的突破与创新。
顾颉刚和古史辨派出现在中国现代学术舞台上的真正意义在于,他们将传统学术的疑古精神与现代科学精神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全新的古史理论与方法,推动中国历史学成功地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编者按: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界以各种方式进行纪念,主题多样丰富,令人眼界大开。《齐鲁学刊》编辑部也邀请相关学者于是年10月12日举办了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专题的论坛研讨,以纪念新文化运动在学术领域引起的震荡和回响。1923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如同向旧经史系统为核心的传统学术营垒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二千多年来一直坚不可摧的古堡旧垒瞬间被炸得梁折栋摧,堂毁庙塌,承前而来的“疑古”思潮也因此在观念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发生根本改变,成为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思想领域深层发生作用的标志性事件。以“古史辨”命名的在学者间展开的独立、自由、平等、多元的开放性研究和辩论,以及弥漫其中的理性批判精神,则为中国传统学术型态的终结和中国现代学术的型构做出了奠基性贡献,其垂范性意义不限于狭义的“古史”,也不限于单纯历史学科。但时过百年,这场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学术发展方向的学术运动,其价值取向和学术精神已在“走出疑古”的新潮中逐渐被模糊、扭曲、变形,进而被抛弃,这对仍处在未完成时态中的中国现代学术来说恐非幸事。因此,从现代学术建立的角度对这场学术运动的理念方法、价值取向、问题意识等进行深入研讨,以其所倡导的理性批判精神对其成就和不足、贡献和局限加以再审,当有助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进程的良性展开。今即以“疑古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为题,刊发王钧林、李振宏、陈峰三位先生在会议上的发言,以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文章来源：齐鲁学刊 网址: http://ql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38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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