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中华文明浩浩荡荡，三千载山东文脉源远流长。上迄先秦下及当代，文学鲁军气势磅礴、波澜壮阔。齐风鲁韵，绵延且长。诸子争鸣，儒学昌盛。人文情怀与道德审美相融，载道明志与社会教化互补。历史沉浮间三历辉煌：先秦的肇端发韧出手不凡、垂范后世；两汉至唐的积淀和成长，铸就宋元明清的持续兴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探索迎来当代山东文学又一次高峰。文学星座的苍穹上，始终有一颗熠熠闪光的星宿——山东。 一、山东古代文学 1、山东先秦文坛：文学的辉煌肇端 中华文脉，源远流长。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肇端发韧阶段，虽乍出即耸然作高峰而降，以其辉煌绚丽景观垂范作则后世。山东的先哲明贤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文学角度说，他们的一些作品，或开创某种文体样式，或为之垂范立则。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不仅是当时的显学，并且自西汉武帝以来，更由邹鲁乡曲之学一跃变作封建国家的官方思想，在以后千余年的漫长封建时代里，始终占据主流地位。这对社会政治文化及文学等各方面的深刻重要的影响，早已超轶出山东地方范围的局限，而具有中国全局性的广泛意义。完全可以认为，先秦时代的山东文学是一个异常光辉的开端。它的某些评判标准、价值取向与美学理想、艺术表现的方法范式，无论显晦因革，都一直贯注到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中，影响着其全部的流变历程。 诗歌方面，《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也是数千年山东文学的肇端和渊源，并为此后数千年的山东文学耸立起第一座辉煌高峰，是后世师承效法、再据以发展创新的永恒典范。生于鲁国的孔、孟都对《诗经》流传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之际，偏又力持礼乐治国，潜心于“正乐”之事。他认为“诗”不仅与礼、乐同等重要，甚至说“诗”更具教化感染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修订审理乐调、改正编定诗歌内容，使《诗经》最后完全成型。孔子对《诗经》还作了些评论。孟子更是高度重视《诗经》，《孟子》中的各种评价竟多至三四十次。除了某些具体篇章诗句的解析与义理发挥之外，他们也有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诗经》的艺术精神、美学价值的认识理解。但更主要的，则在于对《诗经》的社会作用，尤其是政治教化功能与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力的强调。《诗经》里所产生的有关山东地域的作品较多，其一为《国风》中的《齐风》与《曹风》，可谓山东先民们的集体歌唱；其二为《鲁颂》，可谓远古时代的庙堂乐歌。 山东先秦散文，主体是为诸子文和史传文。若就体裁而言，前者为议论文的代表，旨在说理，以开诸子散文先声的儒家著述《论语》和《孟子》为代表；后者系叙述文的典范，重在记事，以史传散文中的奠基创体之制的《左传》《国语》和《晏子春秋》为代表。 诸子文方面，孔子热心政治，强调“德治”“礼”，主张“忠恕”“中庸”，思想核心是“仁”“爱人”，这些都体现在他的传世代表作《论语》之中。《论语》是记载孔子的言语行事兼及弟子言行的书，编纂者系孔门弟子和其再传弟子。属于杂散文性质、议论文体裁的《论语》本旨在析明阐发事理，但充满浓郁的文学意味，具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孟子》仿效《论语》而来，同样为积章成篇、集篇为书的语录体著作。 山东先秦时期的史传散文著作，不仅数量上占据着当时的大部分，而且主要体现了其间所能臻达的最好水准，成为中国古代史传散文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或者说第一次高峰。它的具体特征体现在：首先是充实的内容与成功的艺术表达，其次是形式的创造或极大发展，编年史体的《左传》、国别史体的《国语》、人物传记体的《晏子春秋》，皆称楷模经典。总体而言，从文史交融的《左传》《国语》到小说化的《晏子春秋》，清晰地描画出先秦时期山东史传散文的演化进展轨迹，即由历史向文学靠拢、切近的过程。 2、山东汉魏六朝文坛：沉寂后的勃发 从汉末到魏以迄晋，是中国文学史上由杂文学向纯文学转向演进的时期。文学的本体自觉意识逐渐苏醒、确立而趋于空前的张扬状态，强调审美价值和抒情功能，并且紧密立足于社会现实，贯注着崭新的艺术精神。在这个转型阶段里，山东文坛一改两汉的长期寂寥落寞局面，而骤发突现出耀眼光芒，涌腾出一批名家作手。他们或汇集于时代文学主流的前列，激荡风云，有力推动它发展壮大，乃至蔚成高潮，以王粲、刘桢、徐幹等建安作家为代表；或仍秉承前代风骨，而意气高扬、笔力劲挺，遂卓异于摛藻清艳、新声妙句迭出竞现的时代文学习尚之外，独立自傲，以左思为代表。 相对沉寂的两汉文坛 就两汉的山东文坛来看，基本置身于史传散文之外。乐府民歌的采集范围遍及长江与黄河流域。文人五言诗虽也有上层贵族官僚成员，但作者队伍仍以社会中下层士子为主体。所以，应该都包含着山东地域的作品及山东籍的文人在内。这样看来，两汉时代的山东文学概况，成绩平平，因为人数不多，艺术水准远未达到一流之高度，故一言以蔽之：沉寂。能够正面评析的，便只有以赋著称的东方朔、祢衡等人——他们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活动，分别在西汉前中期、东汉末。 东方朔著作颇丰，当时即广为传颂，然身后多散佚，其本人逐渐衍变成笔记小说中一个半神仙式的怪诞不经的角色。东方朔学归杂家，属文各体均能，但是真正使其卓立于文坛且具相当文学价值的，却是他的赋。首先是《答客赋》，该赋为“写志”——不歌功颂德而舒愤懑、发牢骚之制，篇幅也相对有限，本不属于大赋的鸿篇巨作类型，而接近于小赋、短赋的形式。东方朔另有同样备具赋之体却无赋之名的《非有先生论》，也是他颇负盛名之作。《非有先生论》也是社论的赋以及赋的旁衍分枝，并非正体的赋，但有明确的讽谏用意。东汉时期的祢衡在山东文坛异军突起，形成高峰，主要原因在于他写出了《鹦鹉赋》。《鹦鹉赋》属于体物、咏物之制，以各种诸色之物为题材是赋中的大宗。 勃发辉煌 东汉末年至汉魏易代之际的山东文学也呈现勃发辉煌的状态。仅“建安七子”中，山东士子便占有4人：孔融、王粲、刘桢、徐幹。他们充分标志了那个时代山东文坛的辉煌。“建安七子”中，孔融年辈最长，情况也很特殊，并不与其他六人的政治态度相同。孔融发作先端，最早透露出汉魏易代之际，文学的创作取向、价值观念和整体艺术精神也在发生变化转移的消息，并以其具体实践起到了范引例示作用。他的文学成就，推散文为高，最著称的是《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王粲是山阳高平（今金乡西北）人，在“建安七子”中，历来皆认为当以其为首。《诗品》曾将他列于曹植后，亦列居上品。王粲诗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1卷，后多有散佚，现存诗已不足30篇。其中最受称道的是《七哀诗》3首，为历代选汉魏六朝诗者所必录。王粲向以“溢才”“兼善”擅名，所作首推诗歌创作成绩为高，但赋也可与之比美，不仅数量较多（现存赋计27篇），且结构严谨、笔力健劲。他的赋体式不一，涉及的题材内容也较为广泛。刘桢的文学成就以诗歌为最高，在“建安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当又推刘桢为首。刘桢现存诗歌仅15首，另有少量断句残篇，《诗品》将之列为上品，虽数量有限，但风格取向却是多样化的。而他的文赋达“数十篇”，却大部分亡佚了。仅存《谏平原侯植书》等几篇书信文字。徐幹原有集5卷，但绝大部分已散佚。现存诗完整的仅有5首，最被论者称道的为《室思》。 西晋时期作家及作品盛多，风格纷呈，承旧启新的多元艺术精神所建构的兴旺景象，似犹过之。总观西晋一代文学，成绩卓著者自是首推诗歌。如果说潘岳和陆机体现出西晋诗歌创作的主流方向，那么，生于齐国临淄（今淄博）的左思却标志着西晋诗坛所可能取得的最高成绩。左思现仅存诗14首，最被人激赏的为《咏史八首》。《咏史八首》因古感兴，假其人其事以连类引发、托拟譬喻，显示出技巧与细节写法上的多样性和多元化。除诗歌创作之外，左思还有赋著名于世。他的《三都赋》是大组合型作品，包括《魏都》《蜀都》《吴都》3篇。全篇以场境、气象、笔力的宏阔豪健，显现着大赋特有的巨丽之美，将它可能的体制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南北朝的山东籍作家 南朝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就有一批山东籍人士。他们荟萃江表，世代沿袭，有的倡扬着新的文学风气，标志了某种主流艺术精神；有的则于显宦江南后，重又羁旅北土，用自己的创作实绩为相对沉寂的北朝文坛增添亮色。王羲之，临沂琅琊人，最负盛名的是为宴集修褉盛会所作的《兰亭集序》。就文风而言，王羲之以清浅自然的语言，畅发衷曲，辞气平易从容却宛转达意。另外王羲之还有《兰亭诗二首》，一为四言，一为五言，具有飘逸恬淡、纯任天真的韵致。同样来自琅琊临沂的颜延之，是南朝宋初文坛上开创风气、影响一代的作家。诗、文、赋各体皆擅，原有集30卷，佚集1卷。颜延之的赋《赭白马赋》讲究对偶工整、用典繁复，注重辞采的雕饰凝炼。他的文多属“沉思翰藻”的骈体。来自东海（今郯城）的鲍照，兼善诗、文、赋等各体文字。鲍照现存诗约200首，其主流风貌是拟乐府诸什，凭意志纵横奔放见长，而以险仄怨急为极至。他的文、赋亦为当时名作。此外，这一时期的山东或山东籍作家还有任昉、刘峻、王僧孺、王融、何逊、徐陵、王褒、颜之推等，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成绩相比，文学理论创作似乎更为繁盛，且对后世影响更大，又以祖籍在山东莒县的刘勰的创作为垂范之作。他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为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巨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该书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可以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历史上文论写作的扛鼎之作。 3、冷清的山东唐代诗坛与双峰并峙的山东宋代词坛 放眼历史来看，既集古老文化之大成，又开新世界之门户的唐代文化处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青春期，各种文学样式皆臻达极盛，又尤以诗歌为巅峰中的巅峰。但与之构成巨大落差或鲜明对比的，则是这一时期山东文坛的衰飒冷清。 相较而言，唐代的山东文坛上，当首推储光羲。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成员，也是众美咸集、已臻达峰巅极致的唐代诗坛上较有印象的诗人。储光羲诗作，以五古数量为多。这方面明显可以感觉到魏晋古诗的风味情貌，以《夜到洛口入黄河》为代表；储光羲的五言近体较少，然亦不乏佳品，以《洛桥送别》为代表。纵览他诗歌的题材内容，自然是以田园山水为大宗，笔端下流溢着清雅闲逸的情致韵味。羊士谔，泰山（今泰安）人。他以诗、文擅名当时。《全唐诗》收录羊士谔诗1卷，计得100余首，题材上不外乎记游写景，酬别赠人、咏怀咏物之类。生于临淄邹平的段成式著述甚多，退居襄阳时，与温庭筠、余知古等人同游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墓，赋诗唱和，编成了《汉上题襟集》10卷，曾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现存著名的《酋阳杂俎》，《新唐书·艺文志》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刘沧，鲁国（今曲阜）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沧诗》1卷。历来论者颇称道刘沧的《长洲怀古》和《咸阳怀古》。刘沧的怀古诗皆弥漫着俯仰盛衰、不尽今昔的沉郁情调。 虽然，唐朝是山东文坛冷清期，但包括李白、杜甫、高适等客籍诗人都在山东有过文学创作活动。他们或独自或结伴，相遇共游，或长期寓家于此，酒酣耳热之际，慷慨高歌、发诸吟咏，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名篇，为山东文坛之佳话美闻，增添出辉目耀眼的光彩。李白在山东留下的诗、文约60首之多，大多为记游、酬赠、感怀、记事之制，各体皆备，不乏历代流传，被视为其代表作的佳什名篇，以《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游泰山六首》等为代表。杜甫现存在山东的作品仅得10余首，且皆系其早期的一批作品，但俨然大家的气象境界，出手即卓尔不凡，有五古《望岳》、五律《登兖州城楼》等。高适与开元二十七年秋初次屡足山东，在山东的诗作约有20余首，其中多存应酬赠人之制，有《鲁郡途中遇徐十八录事》《途中寄徐录事》等。 至此，山东文坛已经结束将近2000年的漫长又缓慢的演进阶段，终于走完了从杂文学向纯文学的复杂曲折的转换历程。在其上空，高扬起成熟的文学本体和作家主体的自觉意识，一直贯注到以后的宋、元、明、清四代。就整体而言，无论其间遭遇到多少次起伏盛衰，但它始终不再被掩覆泯灭，作为灵魂，也便牢牢占据着主导位置，辉耀着文学独立的审美与社会价值。 双峰并峙 山东词坛成绩卓著，在整个宋词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山东词作者人数在北方区域仅次于河南，为第二位，在全国范围内则列第八，可以看出山东的词风之盛行及作者覆盖面的广泛。在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上，山东词坛亦无愧色，始终标举着主体自觉创作意识，拥载自我独立的艺术精神和风格面貌，无论强或弱，多能在一个时代的辉煌间保持有自己的亮色，而不被其绚烂所淹没。据统计，两宋期间的山东籍词家共计为31人，另据有关资料考证，误入他籍，而实应属山东籍的词人尚有9人。 俯瞰山东词坛的嬗变演进，与当时宋代词坛的整体发展走向大致合拍，也可以约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北宋前期的山东词坛，虽然在词家和词作的数量上都不甚多，但拥载了较重要的多层意义。二、北宋中后期的山东词坛虽是绚丽多姿，但基本上仍处于整个北宋词坛的笼罩之下，与之互相浸染。三、北南宋之交的山东词坛词的使用功能益愈强化和泛化，继续开展词体式的多样化。四、南宋前期的山东词家早已丧失贮备时代生活的齐鲁故土，而辗转流离于江南异乡，这给他们的心灵深处铭刻下永远也难以平复的巨大创痛，以伤悼国运、志存恢复的时代主调便萦系充塞其咏叹吟唱间。 旷世才情李清照是齐州章丘人（今属济南），自号易安居士。著有《李易安集》7卷与《漱玉词》6卷（《宋史·艺文志》），皆佚。今存词诗文集皆后人所辑录。现存词仅50余首，其中大都为清隽绵挚之什，以涵蕴深邈见长，故历来被奉为婉约派之正宗。李清照所作词，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从总的情况看，她的创作内容因她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生活的变化而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前期：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后期：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孤独、惆怅。此外，李清照抚今追昔的政治评论显示出她过人的胆识，摆脱了女性祸水的封建传统偏见，充溢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光复故土的热切期望，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豪雄盖世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但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现存词六百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均有名。辛弃疾以文为词，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 此外，在词作方面，李之仪、晁补之的作品数量也不算少。李之仪词近百首、晁补之词存一百七十八首，而艺术表现上亦颇具特色，时出胜境。词论方面，山东词家最早撰写出较系统完整的词学论章，以“史”的角度简略勾勒出词生发演变的进程，李之仪、晁补之与李清照是其代表。 4、山东金元明清文坛 山东元代文坛：空前发展的俗文学 元代的山东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传统的诗文在山东遍地开花，拥有众多的作家和作品；新兴的散曲和杂剧领域，则出现了闻名全国的戏曲家、散曲家，以及著名的剧作和曲作。可以说元代是山东文学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俗文学”极其繁荣的时代。其时，有数十位人在当时就名闻全国，在中国文学史乃至诗史、词史、散曲史、戏曲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 元代山东诗词不仅创作数量可观，在思想和艺术成就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金末元初，元好问对山东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元好问作诗文主张言之有物、经世致用，在继承中要勇于创新，其诗文不崇尚华丽新奇。在其影响下，山东诗文呈现出温柔敦厚、以诚为本、不失雅正，普遍关心时事和世事的面貌。这一时期山东籍作家有名的就有曹伯启、李谦、王鹗、严仲济、杜仁杰、商道和商挺叔侄等人，他们都有诗文著作传世。元代的诗人们还纷纷依自己所喜爱的唐人为榜样，进行诗歌创作，在山东地区形成了以王士熙、李洞为代表的豪放诗风。总之，元代山东作家的诗词承接唐宋余绪，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风格多样，绚丽多彩，为山东文坛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光辉。 当然，元代的散曲和杂剧比之诗文要取得更大的成就。杂剧和元曲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一诞生就在山东迅速流传开来。山东籍作家散曲和杂剧的创作数量和质量，当时在全国都排在前列，一时间涌现出一批很有影响的著名的散曲家和杂剧家。其中著名散曲家有严忠济、商道、杜善夫、商挺等。散曲家张养浩则是山东的骄傲，他的作品中关心民生艰苦的真挚情感，令今人读来也会感动不已。更可贵的是他不仅那么写，而且能够做到身体力行。他的散曲名作《潼关怀古》道出了千年封建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杂剧作家有高文秀、武汉臣、康进之等。山东戏曲家以其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数量众多的剧作，使当时山东大地新戏连台，戏曲舞台极其繁荣。其剧作也使山东文坛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局面。纵观整个元代的山东文坛，虽然雅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俗文学得到了空前发展，成就斐然，这是山东元代文学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最鲜明的总体特征。 山东明代文坛：由寂寥到繁荣 明代前期的文学，整个说来是比较寂寞的，在山东更是如此。传统的诗、文作者甚少，而且没有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叫得上来名字的诗人只有牛谅、张绅等人。宣德至成化间，山东作家逐渐多了起来，马愉、刘珝等人，都有一些好的作品，但总的影响都不大。尽管明代前期诗文创作呈现出寂寥的局面，但是明清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水浒传》成书年代迄今尚有争论，但书中所描写的水泊梁山，则是确定无疑在山东省境内。《水浒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成功的长篇白话小说，不仅对后来的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以“水浒”为题材的戏剧、评话等大量出现，使“水浒”故事广泛传播。可以说，《水浒传》是以“官逼”作为“民反”的基本前提，以反抗对待压迫，客观全面地展现了一次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水浒传》开创了英雄传奇小说流派。它源于史而又不拘泥于史，梁山英雄们的名字除了宋江之外，其他人在史书上几乎找不到。它不是历史的演义，而是民间流传、民间艺人讲述与演出的总结。因而它的描写重点不是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英雄形象的塑造，通过不同人物命运遭际与性格发展，反映特定的社会生活。《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能够突出性格描写，并让人物性格在与环境的尖锐冲突之中奔腾跳跃向前发展。 到了明代晚期，又诞生了一部文学巨著——《金瓶梅》。虽然作者尚未定论，但是书中故事发生的地方，也指明是在山东境内。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四大奇书”。与其他三部小说不同，《金瓶梅》独辟蹊径，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不以超常取胜，而以平常出新。如果把“奇”与“常”作为相对的一组矛盾的话，《金瓶梅》的“奇”恰恰表现在与众不同的“常”上，与小说这种以叙事为主的艺术形式越来越贴近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是相合的。《金瓶梅》以常为奇，它是第一部家庭小说，是晚明市井的浮世绘；它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它是第一部大量运用方言的小说；《金瓶梅》的出现不啻为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这都是就它在小说史或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的。但就这部名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由于缺乏创作经验的积累与借鉴，明显带有草创色彩。但是瑕不掩瑜，《金瓶梅》仍然是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名著。 山东清代文坛：各体兼备 清初的山东文坛呈现出繁盛的局面，传统的诗词文在清初的山东出现了众多的作者，佳作倍出。无论是以徐夜、李焕章为代表的移民作家，以刘正宗、赵进美为代表的“贰臣”诗人，还是出生于明而长于清的词文皆擅的宋琬、王士禛等人，都创作出大量的在当时备受赞赏、在后世也广为流传的优秀作品，从而出现了“山左之诗，佳于天下”的鼎盛局面。同时在理论上还出现了影响广泛而且深远的王士禛的“神韵说”。这一时期，对诗坛影响最大的诗人和诗论家，当然首推王士禛了，其有诗集《渔洋精华录》传世。他的诗作《夏雨》等描写当时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秦淮杂诗十二首》等则是受遗民影响的亡国哀思。王士禛论诗，提出了“神韵说”的观点，这是他诗学理论的标志。王士禛的“神韵说”要求的是诗作风格自然超妙，含蓄隽永，内容则多是对山水田园、自然景物的描写，形式则多为五、七言律绝。在创作上重视“伫兴”，强调“兴会神到”。 不仅在诗词文方面，而且在当时并非传统的“主流”样式的小说领域中，山东作家也不甘人后。丁耀亢写了《续金瓶梅》，虽然此书并不能与《金瓶梅》相提并论，但是其价值与地位已经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还有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继承了《金瓶梅》描写世情的传统。蒲松龄在中国小说史上更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因为他写出了在当时就被誉为“空前绝后之作”的《聊斋志异》。蒲松龄花费毕生心血，“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他那以传奇笔触写志怪内容的创作思路，不仅给中国笔记小说创作园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改变了元、明以来白话小说创作一统天下、文言笔记小说创作长期衰微不振的局面，而且还影响了有清一代笔记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使志怪小说的创作在清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就。 清代山东曲坛无论从散曲、传奇还是后来生发的地方戏曲，都涌现出了一批名家、大家和享誉全国的名作，有孔尚任、丁耀亢、叶承宗、宋琬、蒲松龄、桂馥、孔广林等。这些人诗文词曲小说各体兼善。其中，在杂剧创作中最有成就者是桂馥，代表作为《后四声猿》。因明代著名戏曲家徐渭有《四声猿》的杂剧名作，桂馥取其结构形式，另觅新题材，遂为《后四声猿》。就传奇创作而言，这一时期山东出现了一个巨星——孔尚任，《桃花扇》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由此使他和当时另一戏曲家洪昇齐名，时称“南洪北孔”。《桃花扇》以男女之情写兴亡之感，全剧以清流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展示了南明弘光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面目，同时在文学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特点是不脸谱化，不类型化，剧中每一个人物哪怕身份相近、相类，个性也绝不相同，同时还能做到主次分明。在语言方面，《桃花扇》则以词曲写景抒情，以宾白交代情节叙事，曲白相间，文情相生，无论曲与白。 二、山东现当代文学 近百年来的山东文学，在中国文学的世纪旅行中，犹如一道源头深远、昼夜不舍的川流，展现了蓬勃激越的壮丽图景。20世纪初叶，在新文化运动中再续现代生命的山东文学，其内质与祖国、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联结。在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中，在对时代风云和广泛社会生活的敏锐感应和把握中，山东现当代文学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貌和文化品格，以特色鲜明涵纳丰富的文学创造，尽献于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苑林和文化实践。 5、山东现代文学 现代时期的山东作家在新文化的影响下和齐鲁文化的哺育下，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感应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体验着山东人民生活的深刻变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形成了自己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感，关注现实，拥抱人生，讴歌真善美，批判假恶丑，严峻雄厚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从“五四”时期的王统照、杨振声、王思玷，到20世纪30—40年代的李广田、臧克家、王亚平、吴伯箫、孟超、刘一梦、耶林、王希坚、包干夫、苗得雨、田仲济等，他们的存在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某种见证。 反思现实的小说创作 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山东作家的积极参与，甚至早在以小说创作积极呼应新文学运动的五四先驱中，山东作家的力量便已经不容忽视。他们的创作在与新文学步调一致的同时，又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地域色彩，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其个性也愈来愈鲜明的呈现出来。 在以小说创作积极呼应新文学运动的“五四”先驱者中，山东作家杨振声、王统照、王思玷和女作家沉樱都是不容忽视的名字。杨振声是山东新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出对“民间疾苦”真诚关注的作家，《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等作品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命运的悲惨。王统照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他在创作初期写出了《纪念》《醉后》《微笑》《深思》等表现爱与美的追求的作品。在歌颂“爱与美”的同时，他还把创作视线投向了现实的人世间，写出了《卖饼人》《警钟守》《湖畔儿语》等描写百姓疾苦、表达对底层人民不幸遭遇关注和同情的作品。《山雨》是王统照转向现实关怀的一部长篇力作，也是最早喊出了抗日救亡时代呼号的作品。 进入30年代，出现了臧克家、李广田以及左翼作家孟超、耶林、刘一梦等一批值得书写的作家。臧克家的小说以反映知识分子的百态生活为主，他的这些小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严正清》《牢骚客》《文艺工作者》等作品写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浑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不幸遭遇，反应和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社会和官场的腐败和污浊；二是《重庆热》《“凤毛麟角”》《骗子》等作品刻画那些有着灰色人生或者丑行的职员、教员们，作者以本人的亲身经历让人们看到了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丑恶的一面。邹平人李广田于散文诗歌创作之余从事着小说创作。李广田的短篇小说集《金坛子》等多是反映乡土社会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生存形态和命运遭际；长篇小说《引力》则是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形象而深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难所作出的深切思索和严肃选择。 除了山东本省的作家以外，一批客居山东的作家也为繁荣山东文学作出了贡献。这其中老舍在山东的创作最具有代表性，他在山东生活工作的七年对于作家自身、对现代文学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此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大明湖》《牛天赐传》《离婚》《骆驼祥子》和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山东生活的七年为老舍提供了创作他的传世、经典之作的良好机遇。除老舍之外，沈从文在山东的小说创作也值得提起，《八骏图》《三个女性》《春》《若墨医生》《静》《凤子》等是他在青岛任教时写作的，这些小说有的直接取材于青岛本地的生活，有的取材于当时在青岛工作的作家和学者教授。 另外40年代山东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也十分活跃。作品的主题大致有对阶级压迫之苦的控诉，也有对翻身解放艰难历程的叙述，以及对于英雄模范人物的歌颂。杨朔和王希坚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较为有代表性的作家。杨朔在繁忙的工作和战斗空隙，陆续创作并出版了许多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中短篇小说：《红石山》《望南山》《北黑线》等。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是山东解放区出现较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鲁南革命根据地的小村莲花汪为背景，写了减租减息、建立农村基层民主政权、武装反扫荡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 星光璀璨的现代诗坛 山东诗坛的整体艺术氛围主要受北京、上海等大都会的影响，很多诗人是通过现代教育改变审美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山东诗坛发展的运演轨道在此基础之上，主要通过抒情语言的蜕变，来完成艺术的开拓。 王统照一生中著述甚多，包括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其中有诗集《学朝》（合集）《童心》《这时代》《夜行集》等，还有长诗《九月风》、散文诗集《听潮梦语》，以及旧体诗集《鹊华小集》《剑啸庐诗草》等。 30年代以来山东的著名作家中，臧克家、闻一多和李广田都有新诗创作流传下来。臧克家的《老马》是其标志性作品。诗集《烙印》以朴素、精炼的风格，真实、丰富的内容，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1934年出版的诗集《罪恶的黑手》，在臧克家的文学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味。闻一多写出抒情长诗《奇迹》是他的压卷之作。李广田从1930年开始发表诗歌，《地之子》可以看作是他的代表作。这首诗沉郁而凄婉，令人赞叹。诗歌讲述了诗人对土地文化、农民文化的感情及精神联系，揭示了作家与乡村、农民之间的文化关系，语言朴实，诗句中流露出来的对土地的依恋之情却真挚、深沉得令人感动。 情溢于文的散文书写 20世纪山东的散文历程，同样发端于五四文坛，以其独特的地域及人文传统，敏锐地反映时代精神和文学变革信息，并紧随社会和时代的步伐，通过强烈的文学抒情特征，表达出知识分子们为时代的呐喊。 首先应该提及的是活跃于“五四”时代的傅斯年、杨振声和王统照等山东籍作家的散文创作。傅斯年在《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上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等。与傅斯年同时期开始新文学活动的杨振声，也以杂文和散文创作来直抒胸臆。 30年代的山东散文创作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随着社会时局的更加动荡不安，生活的丰富与流动，思想情感的纷繁杂乱也促发着作家们以散文的方式回应人生，释放心灵的创作欲求。在这一时期，一批山东籍的青年作家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他们也多是现代散文领域的生力军。其中的代表人物李广田、吴伯箫在短短数年间，以风格鲜明的创作，奠定了其散文名家的地位。 李广田在山东任教期间，陆续写作出版了散文集《画廊集》《银狐集》和《雀蓑集》，这些作品以大量的篇幅展现了山东故乡的朴野天地。他描绘齐鲁大地的高山长水、风土民俗，审视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种种人生形态。而另一位山东作家吴伯箫则是始终专注于散文创作，他的散文具有思绪活跃、感性充沛的行文特色。这一时期吴伯箫散文的诗意内核是其自由伸张的“自我”。淳朴优美、充满韵味的富有艺术个性的《羽书》，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体现了其散文的鲜明风格特征。 老舍在山东生活期间，发表了大量描写风光景物的散文作品，如《想北平》《济南的秋天》《济南的冬天》《趵突泉》《青岛与我》《大明湖之春》《五月的青岛》等，这些散文作品呈现了老舍对所到之处风土人情的强烈感受力，及其独有的心路历程，呈现了独特的情感形态和文字魅力。 春芽破土的话剧时代 山东的话剧时代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济南，尤其是抗战前的济南和青岛，因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大量的先驱文人的青睐，使得山东现代话剧的土壤得以生成，并培养一批话剧演员和观众，为后期解放区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济南就有了话剧活动，最早演出的是济南一中学生联合会演出的话剧《惩办卖国贼》。抗战之前，济南演出过田汉的话剧《获虎之夜》《威尼斯商人》和丁西林编写的《压迫》《一只马蜂》等。山东解放区的话剧主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形成了话剧创作的繁荣期：表现敌伪矛盾斗争的题材；反映军民一家，人民群众踊跃支援部队的题材；反映解放区人民土地改革运动的题材。艺术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剧本从开始注重故事转向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出现了典型人物或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像《过关》里的刘纪湘、《铁牛与病鸭》中的铁牛与病鸭、《喜酒》中的喜姑、《群策群力》中的老马等等。 6、山东当代文学彰显时代特色的文学热潮（1949-1976） 主旋律下的小说创作 这一时期山东的小说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发展，不仅仅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有显著的成果，中短篇小说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的作品和迅速反映当代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生活巨变的作品大量出现。较为著名的作家有刘知侠、李心田、曲波、冯德英、峻青、王希坚、萧平、王安友、郭澄清、王愿坚、姜树茂、牛崇光、孔林、邱勋等人。 刘知侠的小说创作多取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人民的斗争生活。代表作《铁道游击队》较好地借鉴了中国民间艺术中的表现手法，运用了传统小说的传奇性和故事性因素。“传奇性”这一美学意味在曲波的作品中得到了神化性的诠释，代表作《林海雪原》是曲波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充满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更凸显出了“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李心田的童年记忆是他儿童文学作品挥之不去的情结，《闪闪的红星》是他影响最大的作品。《苦菜花》是冯德英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在1965年被搬上银幕并红极一时。郭澄清的《大刀记》是一部描写鲁北平原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歌颂了鲁北平原抗日战争中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和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峻青《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和王愿坚《亲人》《同志》《党费》等作品是对革命历史的书写，满含着革命英雄主义色彩，挖掘革命者的人性之美。萧平《海滨的孩子》《雾雨》和邱勋《微山湖上》是儿童文学的重要作品。王希坚《迎春曲》和《变工组》、王安友《海上渔家》等作品是对集体化道路的热烈反应。董均伦《村姑》《村妇》、姜树茂《捕鱼的人》《渔岛怒潮》以及牟崇光《在大路上》是对农村新生活的颂歌，是描写农村生活题材的中坚力量。曲延坤《恋爱能手》《小青河畔的故事》是对基层干部的批判和讽刺。赛时礼《三进山城》被改编为影视剧本。林雨的军营题材小说和李向春的工业题材小说也具有其特殊性。 讴歌时代的诗歌创作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前，山东诗坛大势是随着战争与和平的转换，而进入了艺术转型期。王耀东、阎一强、冯恒祥、丁庆友等人的诗歌创作，不仅促进了山东诗坛的前进与发展，同时也加快了山东诗歌文体多样化的进程。 阎一强是颇具代表性的早期山东乡土诗人，诗集《插翅膀的乡事》等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动传统乡土诗的艺术发展。丁庆友《家乡呵，家乡》《酸枣那棵树》等，风格长于叙述农家岁月，描述田园风光，《红高粱》《老牛》寄托了或刚猛或坚忍的乡土情怀。同时期的山东诗坛，以宋协周、高平、牛明通、冯恒祥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推动了诗歌在形式上向多种诗体的发展。郭廓是现代都市诗的代表性人物，《岱顶放歌》是其代表性作品。孙敬轩的诗歌《过去的事儿不要再说》表现为一种生活的哲理，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抒情姿态和含蓄而深沉的表达方式。 寄情于美的散文书写 当代前期的中国散文伴随着多变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格局，经历了由沉寂到勃兴、而后又走向衰退的曲折历程。这一时期的山东散文作家杨朔、张岐、峻青等人以个性充溢、图景丰富的散文作品，为山东乃至中国文坛做出了优异的贡献。 杨朔写作的兴趣在建国以后渐渐集中在散文上。他创作的《樱花雨》《海市》《金字塔夜月》等一些优秀散文，以诗人的眼光去捕捉广袤生活寰宇中的“美”，在散文中寻求诗的意境。杨朔从古典文化中汲取创作的养分，《荔枝蜜》《海市》等作品写景叙事细致贴切。《茶花赋》《海罗衫》等作品写人记物特征鲜明而灵动，且构思巧妙，布局考究，体现出他独具的风格。张岐被称为“渔岛作家”，他的散文题材有着鲜明的一贯性，主要取材于海岛和渔民。《海螺》《渔火》等作品情思深隽，被赋予了大海的色彩与灵气。《秋色赋》是峻青散文作品的代表，充满时代的气息和作者对生活、对人民的深挚情感。 其他文体的创新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报告文学和话剧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建国后的报告文学多是反映抗美援朝的战地报告，而话剧的发展则更为迅速。1949年到1966年是山东话剧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这时期的话剧内容基本上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 杨朔在50年代曾以特邀记者的名义赴朝采访，先后写下了《鸭绿江南北》《和平列车》《历史的车轮在飞转》等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作品。胡可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时代感，《槐树庄》是他话剧创作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部作品。王命夫成名作是《敢想敢干的人》，大型话剧《皆大欢喜》最能体现他话剧艺术成就，也最能体现出他的喜剧创作才华。李心田话剧影响较大的是《风卷残云》和《随身携带的鉴定》，蓝澄《丰收之后》、张耕夫《卖马记》和张晶《明月千里》也是这一时期十分优秀的作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风貌（1976-至今） 文学鲁军的崛起 1978年以来，随着一批“伤痕”“反思”小说的出现，中国的小说创作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文革压力下的山东小说，同样在新时期不断释放新生的力量，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李存葆、王润滋、尤凤伟、苗长水、刘玉堂、马瑞芳、赵德发、左建明、矫健等一大批重要作家开始崛起，以张炜、莫言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巨匠的出现，使得文学鲁军呈现出日益强盛的态势，以鲜明的地域色彩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据了重要地位。 尤凤伟《白莲花》《告密者》《红丹丹》等作品，把山东“伤痕文学”推向高潮。《鲁班的子孙》是王润滋较有影响力的作品，《党小组长》《内当家》《亮哥与芳妹》等表达了他对于传统美德的歌颂和赞美。胶东大地上的父老乡亲是矫健小说重要的主题，他最引人注目的是《天良》《河魂》等充满历史与人性反思的作品。毕四海长篇小说《东方商人》犀利地伸向以封建文化为主题的农民文化深层，剖析着、批判着农民文化已经腐朽的内核。马瑞芳《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三部长篇小说，以写大学校园生活、审视人生百态而闻名。苗长水《超越攻击》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是直面军营生活的写作。刘玉民《骚动之秋》是对社会人生、思索农民性格和命运的探究。赵德发《通腿儿》是其成名之作，以“农民三部曲”为代表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即《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姊妹篇《双手合十》《乾道坤道》则是对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深刻剖析，《人类世》则带有强烈的现实忧思。他们是这一时期山东小说创作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张炜立足于中国本土和齐鲁大地进行人物和故事的构思，深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古船》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小说，也是最早奠定了张炜文学史地位的重要作品。《九月寓言》是张炜继《古船》之后又一部长篇力作。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是张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完成的，其文学史意义十分重大，并且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刺猬歌》表现了张炜所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与深刻的哲理悠思。《艾约堡秘史》是张炜最具突破意义的长篇小说，小说直指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膨胀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除《独药师》《家族》《外省书》等长篇小说之外，《蘑菇七种》《瀛洲思絮录》《秋天的愤怒》《海边的雪》《一潭清水》等中短篇小说，同样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丰富的文学性，在当今文坛独树一帜。同时张炜还是一位创作体裁丰富的作家，较为突出的是他的散文艺术，《羞涩与温柔》《冬天的阅读》《大地的呓语》等散文集获得许多赞誉。张炜多样化的文学体裁创作，对山东文学的多样化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莫言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更是山东文学史上重量级的作家。齐鲁文化扎根于莫言灵魂深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既张扬个性解放，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蛙》，以新中国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五十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也反映出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历程。《檀香刑》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被列强侵占的那段恐怖历史的真实场景。《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草蛇灰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丰乳肥臀》热情讴歌了生命最原初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并且在这一幅生命的流程图中，弥漫着历史与战争的硝烟，再现了一段时期内的历史。《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也展现出他独特的文学创作模式。以《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金发婴儿》等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同样能够体现出莫言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另外，莫言的话剧《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离骚》等作品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深入，山东许多作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向，逐渐趋于“个人化”。尤凤伟的小说里表现了对历史与人性的发掘和向民间生活、民间意识的靠拢。《金龟》《石门夜话》都是以“匪”类人物为主人公，试图通过这些人表现出人性和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左建明《阴影》引起较大反响，从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中提炼诗情和哲理，《故道》《老人魂》《榆王》等作品深刻地展现了人的生存意志和生命坚韧性。李贯通《父亲的唱词》《洞天》既歌颂淳朴的民风，又批判人们的狭隘与保守。《乡村爱情》是张继的成名作。刘玉堂是一位情系乡土的作家，《钓鱼台纪事》《你无法真实》《温柔之乡》《乡村温柔》有意识地淡化政治与历史的悲剧，将温馨的人性突显出来。 张树骅《天下英雄出少年》和刘海栖《这群嘎子哥》《男孩游戏》《灰颜色白影子》同样是儿童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作品。骆宾基《边陲线上》反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张晓楠的儿童文学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于艾香《情感纪事》与张海迪《轮椅上的梦》，以及陈玉霞《心约》《心祭》《心斋》和郑建华《欲望别墅》《无色花季》《月有圆缺》等作品，从不同方面书写了女性主人公形象，推进了山东女性文学的发展。刘玉栋《我们分到了土地》《天黑前回家》《公鸡的寓言》和王方晨《老大》《祭奠清水》等作品对于山东乡土文学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王秀梅《零度火焰》《大雪》广为人知，《幸福秀》等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刘照如《蚂蚁的歌谣》《鲜花盛开的草帽》、艾玛《四季录》、东紫《北京来人了》等作品对于山东文学的推动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以穆陶《红颜怨》《林则徐》《日出》《孽海情》、常芳《第五战区》为代表的历史与通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山东文学的创作形式。 走向新生的当代诗坛 新时期的情思，成为理解山东诗坛发展趋势的关键。在耿林莽、孔孚、桑恒昌、梁小斌等人的推动下，山东诗歌开始走向了新生。 在新诗文体中，散文诗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耿林莽《蟋蟀与萤》《醒来的鱼》等散文诗灵动而精细，属于新时期文化环境中对于时代精神的传神之作。以姜建国、张维芳、陈显荣等人为代表的讽刺诗，在“文革”结束之后作为一种同丑恶现象进行斗争的艺术手段，受到广泛欢迎。在新时期，孔孚属于最有艺术影响力的山东诗人，《山水清音》《山水灵音》等诗集把山水诗作为艺术追求的载体，直接牵引了新时期山东诗坛的艺术习尚。桑恒昌《爱之痛》《低垂的太阳》等诗作在以深沉凝重的怀亲诗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诗学。山东新时期的诗坛先行者中，梁小斌是最早声名鹊起的青年诗人，是朦胧诗群体中的重要一员。《我曾经向蓝色的天空开枪》《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为其代表诗作。胡鹏《五十九首诗》等注重语言的实验，力求一语天然万古常新。赵镇琬、晨声、路也、宇向、寒烟、王夫刚、孙磊、韩宗宝、阿华、朵渔等是山东诗坛创新精神的体现，较好地处理了对现代诗艺术开拓与文化的整合。 日臻成熟的散文新风 80年代以来的山东散文，呈现了一个开放和精彩纷呈的文学格局。就山东主要作家队伍而言，新时期的到来首先在精神层面上带来了作家主体意识的回归与独立。以马瑞芳、郭保林、许平、刘烨园、李登建、陈原、耿立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创作，充满了独特的审美意蕴。 马瑞芳的散文创作题材颇为广泛，《煎饼花儿》《祖父》《等》这些作品都是围绕作者几个时期的家庭生活情景来展开。有关文化人的文字素描，或曰“名士风采录”这类作品，大多数辑于《学海见闻录》。郭保林的散文深深扎根于乡土和大自然，《五彩树》中包含着他对故乡深挚浓郁的情感，《绿色的童话》则表明大自然成为了他诗心的皈依之所。田仲济《栈桥之夜》、李存葆《大河遗梦》、章永顺《敦煌的色彩》等作品是这一时期较为出色的游记体散文。陈原《祖父是一粒粮食》、刘锡诚《午院榴花》、卢得志《心香集》、丁建元《凡眼瞩望星空》、李登建《黑蝴蝶》、刘烨园《何时？何地？何事？》等作品同样有着独特的艺术成就，对于山东散文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彩缤纷的其他文体 七十年代末，话剧舞台奇迹般地发展繁荣起来，以刘桂成、阎丰乐、邹星枢等人为代表的山东话剧，迎来了又一次创作高峰。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兴盛也是新时期山东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同时，电视剧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山东影视文化的进步。 刘桂成《榆钱树下》、阎丰乐《平原春秋》都直接反映了新时期农村经济改革情况。而以陈永娟为代表的少儿剧《小白龟》《宝贝儿》都是深受儿童喜爱的剧作。邹星枢的话剧作品《这里曾有座小庙》《酒韵》等代表了他话剧创作的成就。代路《飞吧！海燕》是他第一部校园剧，而《陈小虎》则是融合了魔幻主义色彩创作的儿童剧。最能体现出翟剑萍话剧创作风格和成就的是《命运》《眷恋》。青岛话剧作家群是山东话剧创作的重要力量，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关注现实生活。 李延国报告文学的特色是紧扣时代的脉搏，以宏厚奋发的精神去发掘人们奋力拼搏的过程，揭示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片国土上》《废墟里站起来的年轻人》《中国农民大趋势》相继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李存葆、王光明的长篇报告文学《沂蒙九章》《大王魂》是山东人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精神写照与生活足音。王兆山长篇报告文学《阳都风流》《人瑞—朱彦夫的故事》影响颇大。许晨《人生大舞台—样板戏启示录》获得第三届城市报纸连载作品一等奖。李荃《中华之门》以农村和战争题材为主。高艳国和赵方新《中国老兵安魂曲》《中国农民书》、贾鲁生《花环与锁链》和《阴间·阳间》、郭慎娟《知识的罪与罚》等作品也有较大影响。铁流、徐锦庚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两人合作的另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国家记忆》，获得第十三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的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以刘泮溪、袁世硕、任孚先、朱德发、宋遂良、袁忠岳、李先锋、孔范今、李广鼐、陈宝云等人为代表的文学评论家对山东文学评论的推动十分重要。吴义勤、施战军、谭好哲、李掖平、王光东、张清华、黄发有等文学评论家，对山东文学评论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山东电视剧的起步是在1978年，这时期的电视剧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奠定了山东电视剧淳朴、真实的艺术风格。《武松》《高山下的花环》《今夜有暴风雪》三部电视连续剧取得“飞天奖”和“金鹰奖”一等奖，号称三连冠，显示出了山东电视台的实力。1991年电视连续剧《孔子》获得第十二届“飞天奖”，这是山东电视剧三连冠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赵冬苓《大地缘》《小小飞虎队》《军嫂》《孔繁森》和张宏森《中国窖》《西部警察》《车站》《车间主任》等作品，为山东电视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推动山东电视剧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旅居港澳台的山东籍作家 在回顾上世纪后期山东文学流变史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台、港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一些台湾的山东籍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能够看到台湾的社会状况、百姓的生存形态以及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同时，作品中的“乡愁美学”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以王鼎钧、张大春、朱天心、丛掖滋、郭良蕙、沙牧、管管、马森、平路等人为代表的台湾文学创作。 朱天文《花忆前身》大致经历了她在小说创作上风格与叙述对象的转变，《淡江记》《世纪末的华丽》《炎夏之都》等作品同样引起较大关注。郭良蕙的小说表现了明显的女性视角，《春尽》《斜烟》均为纯情的悲剧故事。丛掖滋《白色的网》《秋雾》等小说主要反映留学生生活。平路《玉米之死》《台湾奇迹》等小说介入国家叙事，挑战了男性独霸的叙事领域。王幼华的小说在于重视对人精神层面的挖掘，《恶徒》《土地与灵魂》通过对人物心灵特别是病态心理描写，折射台湾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象。王鼎钧《人生三书》是其颇具代表性的散文集，《碎琉璃》和《情人眼》两本散文集，一向被认为是代表了乡土散文的新风貌，具有兼容并蓄的开创性文体。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是他写故乡、家庭、抗战的遭遇，以及流亡生活，见证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遭遇和命运。《瞳孔里的古城》《哭屋》《青纱帐》等作品多是以山东故乡题材进行写作，同时也有对转型时期的台湾农村景况的描写。内地读者了解张大春大多是通过《小说稗类》，然而他的作品从《将军碑》《鸡翎图》《四喜忧国》《公寓导游》到结合新闻题材《大说谎家》《撒谎的信徒》《没人写信给上校》等都受到读者的青睐。朱天心《古都》等小说中的核心形象“老灵魂”是对“乡愁美学”意境的拓展。由于政治和社会原因，台湾山东籍作家的创作不可能与山东本土的创作相一致，但却可以让读者看到这个时期文学丰富多彩的一面，而且是有价值的一面。 清新大气的文学鲁军新锐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青年骨干作家、评论家的培养和扶持，推动文学精品创作，山东省作家协会积极探索建立签约作家、签约文学评论家制度。实施作家、评论家签约制度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学创作与评论工作的创新举措和有益尝试，是促进文艺精品创作，推动我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该项制度主要目的是将全省创作成绩突出、创作能力强、创作潜力大的青年作家、评论家动员、凝聚起来，潜心文学创作和艺术探索，催生出一批能够代表山东省文学创作与评论水平的精品力作，打造一批文学鲁军的新力量，让“文学新鲁军”再创辉煌。截至目前，山东省已与第五批作家、第二批评论家成功签约。 （本文在编著过程中获得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文学史编撰”咨询委员会各位专家的指导；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程孝阳、张璇、刘玄德等研究生参与部分编撰，特此说明与致谢） 五千年中华文明浩浩荡荡，三千载山东文脉源远流长。上迄先秦下及当代，文学鲁军气势磅礴、波澜壮阔。齐风鲁韵，绵延且长。诸子争鸣，儒学昌盛。人文情怀与道德审美相融，载道明志与社会教化互补。历史沉浮间三历辉煌：先秦的肇端发韧出手不凡、垂范后世；两汉至唐的积淀和成长，铸就宋元明清的持续兴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探索迎来当代山东文学又一次高峰。文学星座的苍穹上，始终有一颗熠熠闪光的星宿——山东。一、山东古代文学1、山东先秦文坛：文学的辉煌肇端中华文脉，源远流长。先秦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肇端发韧阶段，虽乍出即耸然作高峰而降，以其辉煌绚丽景观垂范作则后世。山东的先哲明贤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文学角度说，他们的一些作品，或开创某种文体样式，或为之垂范立则。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不仅是当时的显学，并且自西汉武帝以来，更由邹鲁乡曲之学一跃变作封建国家的官方思想，在以后千余年的漫长封建时代里，始终占据主流地位。这对社会政治文化及文学等各方面的深刻重要的影响，早已超轶出山东地方范围的局限，而具有中国全局性的广泛意义。完全可以认为，先秦时代的山东文学是一个异常光辉的开端。它的某些评判标准、价值取向与美学理想、艺术表现的方法范式，无论显晦因革，都一直贯注到后世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中，影响着其全部的流变历程。诗歌方面，《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也是数千年山东文学的肇端和渊源，并为此后数千年的山东文学耸立起第一座辉煌高峰，是后世师承效法、再据以发展创新的永恒典范。生于鲁国的孔、孟都对《诗经》流传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孔子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之际，偏又力持礼乐治国，潜心于“正乐”之事。他认为“诗”不仅与礼、乐同等重要，甚至说“诗”更具教化感染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修订审理乐调、改正编定诗歌内容，使《诗经》最后完全成型。孔子对《诗经》还作了些评论。孟子更是高度重视《诗经》，《孟子》中的各种评价竟多至三四十次。除了某些具体篇章诗句的解析与义理发挥之外，他们也有对作为文学作品的《诗经》的艺术精神、美学价值的认识理解。但更主要的，则在于对《诗经》的社会作用，尤其是政治教化功能与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德规范力的强调。《诗经》里所产生的有关山东地域的作品较多，其一为《国风》中的《齐风》与《曹风》，可谓山东先民们的集体歌唱；其二为《鲁颂》，可谓远古时代的庙堂乐歌。山东先秦散文，主体是为诸子文和史传文。若就体裁而言，前者为议论文的代表，旨在说理，以开诸子散文先声的儒家著述《论语》和《孟子》为代表；后者系叙述文的典范，重在记事，以史传散文中的奠基创体之制的《左传》《国语》和《晏子春秋》为代表。诸子文方面，孔子热心政治，强调“德治”“礼”，主张“忠恕”“中庸”，思想核心是“仁”“爱人”，这些都体现在他的传世代表作《论语》之中。《论语》是记载孔子的言语行事兼及弟子言行的书，编纂者系孔门弟子和其再传弟子。属于杂散文性质、议论文体裁的《论语》本旨在析明阐发事理，但充满浓郁的文学意味，具有相当的文学特色。《孟子》仿效《论语》而来，同样为积章成篇、集篇为书的语录体著作。山东先秦时期的史传散文著作，不仅数量上占据着当时的大部分，而且主要体现了其间所能臻达的最好水准，成为中国古代史传散文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或者说第一次高峰。它的具体特征体现在：首先是充实的内容与成功的艺术表达，其次是形式的创造或极大发展，编年史体的《左传》、国别史体的《国语》、人物传记体的《晏子春秋》，皆称楷模经典。总体而言，从文史交融的《左传》《国语》到小说化的《晏子春秋》，清晰地描画出先秦时期山东史传散文的演化进展轨迹，即由历史向文学靠拢、切近的过程。2、山东汉魏六朝文坛：沉寂后的勃发从汉末到魏以迄晋，是中国文学史上由杂文学向纯文学转向演进的时期。文学的本体自觉意识逐渐苏醒、确立而趋于空前的张扬状态，强调审美价值和抒情功能，并且紧密立足于社会现实，贯注着崭新的艺术精神。在这个转型阶段里，山东文坛一改两汉的长期寂寥落寞局面，而骤发突现出耀眼光芒，涌腾出一批名家作手。他们或汇集于时代文学主流的前列，激荡风云，有力推动它发展壮大，乃至蔚成高潮，以王粲、刘桢、徐幹等建安作家为代表；或仍秉承前代风骨，而意气高扬、笔力劲挺，遂卓异于摛藻清艳、新声妙句迭出竞现的时代文学习尚之外，独立自傲，以左思为代表。相对沉寂的两汉文坛就两汉的山东文坛来看，基本置身于史传散文之外。乐府民歌的采集范围遍及长江与黄河流域。文人五言诗虽也有上层贵族官僚成员，但作者队伍仍以社会中下层士子为主体。所以，应该都包含着山东地域的作品及山东籍的文人在内。这样看来，两汉时代的山东文学概况，成绩平平，因为人数不多，艺术水准远未达到一流之高度，故一言以蔽之：沉寂。能够正面评析的，便只有以赋著称的东方朔、祢衡等人——他们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活动，分别在西汉前中期、东汉末。东方朔著作颇丰，当时即广为传颂，然身后多散佚，其本人逐渐衍变成笔记小说中一个半神仙式的怪诞不经的角色。东方朔学归杂家，属文各体均能，但是真正使其卓立于文坛且具相当文学价值的，却是他的赋。首先是《答客赋》，该赋为“写志”——不歌功颂德而舒愤懑、发牢骚之制，篇幅也相对有限，本不属于大赋的鸿篇巨作类型，而接近于小赋、短赋的形式。东方朔另有同样备具赋之体却无赋之名的《非有先生论》，也是他颇负盛名之作。《非有先生论》也是社论的赋以及赋的旁衍分枝，并非正体的赋，但有明确的讽谏用意。东汉时期的祢衡在山东文坛异军突起，形成高峰，主要原因在于他写出了《鹦鹉赋》。《鹦鹉赋》属于体物、咏物之制，以各种诸色之物为题材是赋中的大宗。勃发辉煌东汉末年至汉魏易代之际的山东文学也呈现勃发辉煌的状态。仅“建安七子”中，山东士子便占有4人：孔融、王粲、刘桢、徐幹。他们充分标志了那个时代山东文坛的辉煌。“建安七子”中，孔融年辈最长，情况也很特殊，并不与其他六人的政治态度相同。孔融发作先端，最早透露出汉魏易代之际，文学的创作取向、价值观念和整体艺术精神也在发生变化转移的消息，并以其具体实践起到了范引例示作用。他的文学成就，推散文为高，最著称的是《与曹公论盛孝章书》。王粲是山阳高平（今金乡西北）人，在“建安七子”中，历来皆认为当以其为首。《诗品》曾将他列于曹植后，亦列居上品。王粲诗文集，《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1卷，后多有散佚，现存诗已不足30篇。其中最受称道的是《七哀诗》3首，为历代选汉魏六朝诗者所必录。王粲向以“溢才”“兼善”擅名，所作首推诗歌创作成绩为高，但赋也可与之比美，不仅数量较多（现存赋计27篇），且结构严谨、笔力健劲。他的赋体式不一，涉及的题材内容也较为广泛。刘桢的文学成就以诗歌为最高，在“建安七子”的诗歌创作中，当又推刘桢为首。刘桢现存诗歌仅15首，另有少量断句残篇，《诗品》将之列为上品，虽数量有限，但风格取向却是多样化的。而他的文赋达“数十篇”，却大部分亡佚了。仅存《谏平原侯植书》等几篇书信文字。徐幹原有集5卷，但绝大部分已散佚。现存诗完整的仅有5首，最被论者称道的为《室思》。西晋时期作家及作品盛多，风格纷呈，承旧启新的多元艺术精神所建构的兴旺景象，似犹过之。总观西晋一代文学，成绩卓著者自是首推诗歌。如果说潘岳和陆机体现出西晋诗歌创作的主流方向，那么，生于齐国临淄（今淄博）的左思却标志着西晋诗坛所可能取得的最高成绩。左思现仅存诗14首，最被人激赏的为《咏史八首》。《咏史八首》因古感兴，假其人其事以连类引发、托拟譬喻，显示出技巧与细节写法上的多样性和多元化。除诗歌创作之外，左思还有赋著名于世。他的《三都赋》是大组合型作品，包括《魏都》《蜀都》《吴都》3篇。全篇以场境、气象、笔力的宏阔豪健，显现着大赋特有的巨丽之美，将它可能的体制张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南北朝的山东籍作家南朝文坛上的著名作家，就有一批山东籍人士。他们荟萃江表，世代沿袭，有的倡扬着新的文学风气，标志了某种主流艺术精神；有的则于显宦江南后，重又羁旅北土，用自己的创作实绩为相对沉寂的北朝文坛增添亮色。王羲之，临沂琅琊人，最负盛名的是为宴集修褉盛会所作的《兰亭集序》。就文风而言，王羲之以清浅自然的语言，畅发衷曲，辞气平易从容却宛转达意。另外王羲之还有《兰亭诗二首》，一为四言，一为五言，具有飘逸恬淡、纯任天真的韵致。同样来自琅琊临沂的颜延之，是南朝宋初文坛上开创风气、影响一代的作家。诗、文、赋各体皆擅，原有集30卷，佚集1卷。颜延之的赋《赭白马赋》讲究对偶工整、用典繁复，注重辞采的雕饰凝炼。他的文多属“沉思翰藻”的骈体。来自东海（今郯城）的鲍照，兼善诗、文、赋等各体文字。鲍照现存诗约200首，其主流风貌是拟乐府诸什，凭意志纵横奔放见长，而以险仄怨急为极至。他的文、赋亦为当时名作。此外，这一时期的山东或山东籍作家还有任昉、刘峻、王僧孺、王融、何逊、徐陵、王褒、颜之推等，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与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成绩相比，文学理论创作似乎更为繁盛，且对后世影响更大，又以祖籍在山东莒县的刘勰的创作为垂范之作。他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为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巨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该书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可以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为中国历史上文论写作的扛鼎之作。3、冷清的山东唐代诗坛与双峰并峙的山东宋代词坛放眼历史来看，既集古老文化之大成，又开新世界之门户的唐代文化处于中国历史文化的青春期，各种文学样式皆臻达极盛，又尤以诗歌为巅峰中的巅峰。但与之构成巨大落差或鲜明对比的，则是这一时期山东文坛的衰飒冷清。相较而言，唐代的山东文坛上，当首推储光羲。他是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重要成员，也是众美咸集、已臻达峰巅极致的唐代诗坛上较有印象的诗人。储光羲诗作，以五古数量为多。这方面明显可以感觉到魏晋古诗的风味情貌，以《夜到洛口入黄河》为代表；储光羲的五言近体较少，然亦不乏佳品，以《洛桥送别》为代表。纵览他诗歌的题材内容，自然是以田园山水为大宗，笔端下流溢着清雅闲逸的情致韵味。羊士谔，泰山（今泰安）人。他以诗、文擅名当时。《全唐诗》收录羊士谔诗1卷，计得100余首，题材上不外乎记游写景，酬别赠人、咏怀咏物之类。生于临淄邹平的段成式著述甚多，退居襄阳时，与温庭筠、余知古等人同游山南东道节度使徐商墓，赋诗唱和，编成了《汉上题襟集》10卷，曾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现存著名的《酋阳杂俎》，《新唐书·艺文志》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刘沧，鲁国（今曲阜）人。《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刘沧诗》1卷。历来论者颇称道刘沧的《长洲怀古》和《咸阳怀古》。刘沧的怀古诗皆弥漫着俯仰盛衰、不尽今昔的沉郁情调。虽然，唐朝是山东文坛冷清期，但包括李白、杜甫、高适等客籍诗人都在山东有过文学创作活动。他们或独自或结伴，相遇共游，或长期寓家于此，酒酣耳热之际，慷慨高歌、发诸吟咏，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名篇，为山东文坛之佳话美闻，增添出辉目耀眼的光彩。李白在山东留下的诗、文约60首之多，大多为记游、酬赠、感怀、记事之制，各体皆备，不乏历代流传，被视为其代表作的佳什名篇，以《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游泰山六首》等为代表。杜甫现存在山东的作品仅得10余首，且皆系其早期的一批作品，但俨然大家的气象境界，出手即卓尔不凡，有五古《望岳》、五律《登兖州城楼》等。高适与开元二十七年秋初次屡足山东，在山东的诗作约有20余首，其中多存应酬赠人之制，有《鲁郡途中遇徐十八录事》《途中寄徐录事》等。至此，山东文坛已经结束将近2000年的漫长又缓慢的演进阶段，终于走完了从杂文学向纯文学的复杂曲折的转换历程。在其上空，高扬起成熟的文学本体和作家主体的自觉意识，一直贯注到以后的宋、元、明、清四代。就整体而言，无论其间遭遇到多少次起伏盛衰，但它始终不再被掩覆泯灭，作为灵魂，也便牢牢占据着主导位置，辉耀着文学独立的审美与社会价值。双峰并峙山东词坛成绩卓著，在整个宋词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山东词作者人数在北方区域仅次于河南，为第二位，在全国范围内则列第八，可以看出山东的词风之盛行及作者覆盖面的广泛。在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上，山东词坛亦无愧色，始终标举着主体自觉创作意识，拥载自我独立的艺术精神和风格面貌，无论强或弱，多能在一个时代的辉煌间保持有自己的亮色，而不被其绚烂所淹没。据统计，两宋期间的山东籍词家共计为31人，另据有关资料考证，误入他籍，而实应属山东籍的词人尚有9人。俯瞰山东词坛的嬗变演进，与当时宋代词坛的整体发展走向大致合拍，也可以约略划分为四个时期：一、北宋前期的山东词坛，虽然在词家和词作的数量上都不甚多，但拥载了较重要的多层意义。二、北宋中后期的山东词坛虽是绚丽多姿，但基本上仍处于整个北宋词坛的笼罩之下，与之互相浸染。三、北南宋之交的山东词坛词的使用功能益愈强化和泛化，继续开展词体式的多样化。四、南宋前期的山东词家早已丧失贮备时代生活的齐鲁故土，而辗转流离于江南异乡，这给他们的心灵深处铭刻下永远也难以平复的巨大创痛，以伤悼国运、志存恢复的时代主调便萦系充塞其咏叹吟唱间。旷世才情李清照是齐州章丘人（今属济南），自号易安居士。著有《李易安集》7卷与《漱玉词》6卷（《宋史·艺文志》），皆佚。今存词诗文集皆后人所辑录。现存词仅50余首，其中大都为清隽绵挚之什，以涵蕴深邈见长，故历来被奉为婉约派之正宗。李清照所作词，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从总的情况看，她的创作内容因她在北宋和南宋时期生活的变化而呈现出前后期不同的特点。前期：真实地反映了她的闺中生活和思想感情，题材集中于写自然风光和离别相思。后期：主要是抒发伤时念旧和怀乡悼亡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在孤独生活中的浓重哀愁、孤独、惆怅。此外，李清照抚今追昔的政治评论显示出她过人的胆识，摆脱了女性祸水的封建传统偏见，充溢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光复故土的热切期望，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豪雄盖世辛弃疾一生以恢复为志，以功业自许，却命运多舛、备受排挤、壮志难酬。但他恢复中原的爱国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而是把满腔激情和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切、忧虑，全部寄寓于词作之中。其词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典故入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现存词六百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辛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有创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均有名。辛弃疾以文为词，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和奇特想象，对自然界的山、水、风、月、草、木都赋予情感和性格，并有所寄托。此外，在词作方面，李之仪、晁补之的作品数量也不算少。李之仪词近百首、晁补之词存一百七十八首，而艺术表现上亦颇具特色，时出胜境。词论方面，山东词家最早撰写出较系统完整的词学论章，以“史”的角度简略勾勒出词生发演变的进程，李之仪、晁补之与李清照是其代表。4、山东金元明清文坛山东元代文坛：空前发展的俗文学元代的山东文学创作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传统的诗文在山东遍地开花，拥有众多的作家和作品；新兴的散曲和杂剧领域，则出现了闻名全国的戏曲家、散曲家，以及著名的剧作和曲作。可以说元代是山东文学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俗文学”极其繁荣的时代。其时，有数十位人在当时就名闻全国，在中国文学史乃至诗史、词史、散曲史、戏曲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元代山东诗词不仅创作数量可观，在思想和艺术成就方面也有独到之处。金末元初，元好问对山东文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元好问作诗文主张言之有物、经世致用，在继承中要勇于创新，其诗文不崇尚华丽新奇。在其影响下，山东诗文呈现出温柔敦厚、以诚为本、不失雅正，普遍关心时事和世事的面貌。这一时期山东籍作家有名的就有曹伯启、李谦、王鹗、严仲济、杜仁杰、商道和商挺叔侄等人，他们都有诗文著作传世。元代的诗人们还纷纷依自己所喜爱的唐人为榜样，进行诗歌创作，在山东地区形成了以王士熙、李洞为代表的豪放诗风。总之，元代山东作家的诗词承接唐宋余绪，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风格多样，绚丽多彩，为山东文坛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光辉。当然，元代的散曲和杂剧比之诗文要取得更大的成就。杂剧和元曲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一诞生就在山东迅速流传开来。山东籍作家散曲和杂剧的创作数量和质量，当时在全国都排在前列，一时间涌现出一批很有影响的著名的散曲家和杂剧家。其中著名散曲家有严忠济、商道、杜善夫、商挺等。散曲家张养浩则是山东的骄傲，他的作品中关心民生艰苦的真挚情感，令今人读来也会感动不已。更可贵的是他不仅那么写，而且能够做到身体力行。他的散曲名作《潼关怀古》道出了千年封建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杂剧作家有高文秀、武汉臣、康进之等。山东戏曲家以其内容丰富、风格多样、数量众多的剧作，使当时山东大地新戏连台，戏曲舞台极其繁荣。其剧作也使山东文坛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局面。纵观整个元代的山东文坛，虽然雅文学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俗文学得到了空前发展，成就斐然，这是山东元代文学不同于其他朝代的最鲜明的总体特征。山东明代文坛：由寂寥到繁荣明代前期的文学，整个说来是比较寂寞的，在山东更是如此。传统的诗、文作者甚少，而且没有影响较大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叫得上来名字的诗人只有牛谅、张绅等人。宣德至成化间，山东作家逐渐多了起来，马愉、刘珝等人，都有一些好的作品，但总的影响都不大。尽管明代前期诗文创作呈现出寂寥的局面，但是明清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得到长足发展的时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水浒传》成书年代迄今尚有争论，但书中所描写的水泊梁山，则是确定无疑在山东省境内。《水浒传》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成功的长篇白话小说，不仅对后来的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以“水浒”为题材的戏剧、评话等大量出现，使“水浒”故事广泛传播。可以说，《水浒传》是以“官逼”作为“民反”的基本前提，以反抗对待压迫，客观全面地展现了一次农民起义的全过程。《水浒传》开创了英雄传奇小说流派。它源于史而又不拘泥于史，梁山英雄们的名字除了宋江之外，其他人在史书上几乎找不到。它不是历史的演义，而是民间流传、民间艺人讲述与演出的总结。因而它的描写重点不是历史事件的演变，而是英雄形象的塑造，通过不同人物命运遭际与性格发展，反映特定的社会生活。《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能够突出性格描写，并让人物性格在与环境的尖锐冲突之中奔腾跳跃向前发展。到了明代晚期，又诞生了一部文学巨著——《金瓶梅》。虽然作者尚未定论，但是书中故事发生的地方，也指明是在山东境内。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为明代长篇章回小说的“四大奇书”。与其他三部小说不同，《金瓶梅》独辟蹊径，无论题材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不以超常取胜，而以平常出新。如果把“奇”与“常”作为相对的一组矛盾的话，《金瓶梅》的“奇”恰恰表现在与众不同的“常”上，与小说这种以叙事为主的艺术形式越来越贴近现实生活的发展规律是相合的。《金瓶梅》以常为奇，它是第一部家庭小说，是晚明市井的浮世绘；它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它是第一部大量运用方言的小说；《金瓶梅》的出现不啻为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这都是就它在小说史或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的。但就这部名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由于缺乏创作经验的积累与借鉴，明显带有草创色彩。但是瑕不掩瑜，《金瓶梅》仍然是一部优秀的古典小说名著。山东清代文坛：各体兼备清初的山东文坛呈现出繁盛的局面，传统的诗词文在清初的山东出现了众多的作者，佳作倍出。无论是以徐夜、李焕章为代表的移民作家，以刘正宗、赵进美为代表的“贰臣”诗人，还是出生于明而长于清的词文皆擅的宋琬、王士禛等人，都创作出大量的在当时备受赞赏、在后世也广为流传的优秀作品，从而出现了“山左之诗，佳于天下”的鼎盛局面。同时在理论上还出现了影响广泛而且深远的王士禛的“神韵说”。这一时期，对诗坛影响最大的诗人和诗论家，当然首推王士禛了，其有诗集《渔洋精华录》传世。他的诗作《夏雨》等描写当时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秦淮杂诗十二首》等则是受遗民影响的亡国哀思。王士禛论诗，提出了“神韵说”的观点，这是他诗学理论的标志。王士禛的“神韵说”要求的是诗作风格自然超妙，含蓄隽永，内容则多是对山水田园、自然景物的描写，形式则多为五、七言律绝。在创作上重视“伫兴”，强调“兴会神到”。不仅在诗词文方面，而且在当时并非传统的“主流”样式的小说领域中，山东作家也不甘人后。丁耀亢写了《续金瓶梅》，虽然此书并不能与《金瓶梅》相提并论，但是其价值与地位已经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还有署名“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继承了《金瓶梅》描写世情的传统。蒲松龄在中国小说史上更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因为他写出了在当时就被誉为“空前绝后之作”的《聊斋志异》。蒲松龄花费毕生心血，“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他那以传奇笔触写志怪内容的创作思路，不仅给中国笔记小说创作园地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改变了元、明以来白话小说创作一统天下、文言笔记小说创作长期衰微不振的局面，而且还影响了有清一代笔记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使志怪小说的创作在清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就。清代山东曲坛无论从散曲、传奇还是后来生发的地方戏曲，都涌现出了一批名家、大家和享誉全国的名作，有孔尚任、丁耀亢、叶承宗、宋琬、蒲松龄、桂馥、孔广林等。这些人诗文词曲小说各体兼善。其中，在杂剧创作中最有成就者是桂馥，代表作为《后四声猿》。因明代著名戏曲家徐渭有《四声猿》的杂剧名作，桂馥取其结构形式，另觅新题材，遂为《后四声猿》。就传奇创作而言，这一时期山东出现了一个巨星——孔尚任，《桃花扇》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由此使他和当时另一戏曲家洪昇齐名，时称“南洪北孔”。《桃花扇》以男女之情写兴亡之感，全剧以清流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线索，展示了南明弘光小王朝兴亡的历史面目，同时在文学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特点是不脸谱化，不类型化，剧中每一个人物哪怕身份相近、相类，个性也绝不相同，同时还能做到主次分明。在语言方面，《桃花扇》则以词曲写景抒情，以宾白交代情节叙事，曲白相间，文情相生，无论曲与白。二、山东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的山东文学，在中国文学的世纪旅行中，犹如一道源头深远、昼夜不舍的川流，展现了蓬勃激越的壮丽图景。20世纪初叶，在新文化运动中再续现代生命的山东文学，其内质与祖国、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联结。在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汇和融合中，在对时代风云和广泛社会生活的敏锐感应和把握中，山东现当代文学形成了自己的文学风貌和文化品格，以特色鲜明涵纳丰富的文学创造，尽献于中华民族的艺术精神苑林和文化实践。5、山东现代文学现代时期的山东作家在新文化的影响下和齐鲁文化的哺育下，肩负着时代的使命，感应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脉络，体验着山东人民生活的深刻变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形成了自己以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忧国忧民的崇高情感，关注现实，拥抱人生，讴歌真善美，批判假恶丑，严峻雄厚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从“五四”时期的王统照、杨振声、王思玷，到20世纪30—40年代的李广田、臧克家、王亚平、吴伯箫、孟超、刘一梦、耶林、王希坚、包干夫、苗得雨、田仲济等，他们的存在都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某种见证。反思现实的小说创作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哪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山东作家的积极参与，甚至早在以小说创作积极呼应新文学运动的五四先驱中，山东作家的力量便已经不容忽视。他们的创作在与新文学步调一致的同时，又带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地域色彩，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其个性也愈来愈鲜明的呈现出来。在以小说创作积极呼应新文学运动的“五四”先驱者中，山东作家杨振声、王统照、王思玷和女作家沉樱都是不容忽视的名字。杨振声是山东新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出对“民间疾苦”真诚关注的作家，《渔家》《一个兵的家》《贞女》等作品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命运的悲惨。王统照是现代文学史上较早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他在创作初期写出了《纪念》《醉后》《微笑》《深思》等表现爱与美的追求的作品。在歌颂“爱与美”的同时，他还把创作视线投向了现实的人世间，写出了《卖饼人》《警钟守》《湖畔儿语》等描写百姓疾苦、表达对底层人民不幸遭遇关注和同情的作品。《山雨》是王统照转向现实关怀的一部长篇力作，也是最早喊出了抗日救亡时代呼号的作品。进入30年代，出现了臧克家、李广田以及左翼作家孟超、耶林、刘一梦等一批值得书写的作家。臧克家的小说以反映知识分子的百态生活为主，他的这些小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严正清》《牢骚客》《文艺工作者》等作品写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浑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不幸遭遇，反应和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社会和官场的腐败和污浊；二是《重庆热》《“凤毛麟角”》《骗子》等作品刻画那些有着灰色人生或者丑行的职员、教员们，作者以本人的亲身经历让人们看到了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丑恶的一面。邹平人李广田于散文诗歌创作之余从事着小说创作。李广田的短篇小说集《金坛子》等多是反映乡土社会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生存形态和命运遭际；长篇小说《引力》则是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形象而深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难所作出的深切思索和严肃选择。除了山东本省的作家以外，一批客居山东的作家也为繁荣山东文学作出了贡献。这其中老舍在山东的创作最具有代表性，他在山东生活工作的七年对于作家自身、对现代文学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在此期间创作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大明湖》《牛天赐传》《离婚》《骆驼祥子》和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山东生活的七年为老舍提供了创作他的传世、经典之作的良好机遇。除老舍之外，沈从文在山东的小说创作也值得提起，《八骏图》《三个女性》《春》《若墨医生》《静》《凤子》等是他在青岛任教时写作的，这些小说有的直接取材于青岛本地的生活，有的取材于当时在青岛工作的作家和学者教授。另外40年代山东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也十分活跃。作品的主题大致有对阶级压迫之苦的控诉，也有对翻身解放艰难历程的叙述，以及对于英雄模范人物的歌颂。杨朔和王希坚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较为有代表性的作家。杨朔在繁忙的工作和战斗空隙，陆续创作并出版了许多反映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中短篇小说：《红石山》《望南山》《北黑线》等。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是山东解放区出现较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鲁南革命根据地的小村莲花汪为背景，写了减租减息、建立农村基层民主政权、武装反扫荡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星光璀璨的现代诗坛山东诗坛的整体艺术氛围主要受北京、上海等大都会的影响，很多诗人是通过现代教育改变审美价值观念。这一时期山东诗坛发展的运演轨道在此基础之上，主要通过抒情语言的蜕变，来完成艺术的开拓。王统照一生中著述甚多，包括小说、诗歌等多种文体，其中有诗集《学朝》（合集）《童心》《这时代》《夜行集》等，还有长诗《九月风》、散文诗集《听潮梦语》，以及旧体诗集《鹊华小集》《剑啸庐诗草》等。30年代以来山东的著名作家中，臧克家、闻一多和李广田都有新诗创作流传下来。臧克家的《老马》是其标志性作品。诗集《烙印》以朴素、精炼的风格，真实、丰富的内容，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1934年出版的诗集《罪恶的黑手》，在臧克家的文学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味。闻一多写出抒情长诗《奇迹》是他的压卷之作。李广田从1930年开始发表诗歌，《地之子》可以看作是他的代表作。这首诗沉郁而凄婉，令人赞叹。诗歌讲述了诗人对土地文化、农民文化的感情及精神联系，揭示了作家与乡村、农民之间的文化关系，语言朴实，诗句中流露出来的对土地的依恋之情却真挚、深沉得令人感动。情溢于文的散文书写20世纪山东的散文历程，同样发端于五四文坛，以其独特的地域及人文传统，敏锐地反映时代精神和文学变革信息，并紧随社会和时代的步伐，通过强烈的文学抒情特征，表达出知识分子们为时代的呐喊。首先应该提及的是活跃于“五四”时代的傅斯年、杨振声和王统照等山东籍作家的散文创作。傅斯年在《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上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文学革新申议》《文言合一草议》等。与傅斯年同时期开始新文学活动的杨振声，也以杂文和散文创作来直抒胸臆。30年代的山东散文创作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随着社会时局的更加动荡不安，生活的丰富与流动，思想情感的纷繁杂乱也促发着作家们以散文的方式回应人生，释放心灵的创作欲求。在这一时期，一批山东籍的青年作家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他们也多是现代散文领域的生力军。其中的代表人物李广田、吴伯箫在短短数年间，以风格鲜明的创作，奠定了其散文名家的地位。李广田在山东任教期间，陆续写作出版了散文集《画廊集》《银狐集》和《雀蓑集》，这些作品以大量的篇幅展现了山东故乡的朴野天地。他描绘齐鲁大地的高山长水、风土民俗，审视其特有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种种人生形态。而另一位山东作家吴伯箫则是始终专注于散文创作，他的散文具有思绪活跃、感性充沛的行文特色。这一时期吴伯箫散文的诗意内核是其自由伸张的“自我”。淳朴优美、充满韵味的富有艺术个性的《羽书》，是他重要的代表作，体现了其散文的鲜明风格特征。老舍在山东生活期间，发表了大量描写风光景物的散文作品，如《想北平》《济南的秋天》《济南的冬天》《趵突泉》《青岛与我》《大明湖之春》《五月的青岛》等，这些散文作品呈现了老舍对所到之处风土人情的强烈感受力，及其独有的心路历程，呈现了独特的情感形态和文字魅力。春芽破土的话剧时代山东的话剧时代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济南，尤其是抗战前的济南和青岛，因独特的文化氛围和大量的先驱文人的青睐，使得山东现代话剧的土壤得以生成，并培养一批话剧演员和观众，为后期解放区话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济南就有了话剧活动，最早演出的是济南一中学生联合会演出的话剧《惩办卖国贼》。抗战之前，济南演出过田汉的话剧《获虎之夜》《威尼斯商人》和丁西林编写的《压迫》《一只马蜂》等。山东解放区的话剧主题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形成了话剧创作的繁荣期：表现敌伪矛盾斗争的题材；反映军民一家，人民群众踊跃支援部队的题材；反映解放区人民土地改革运动的题材。艺术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剧本从开始注重故事转向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出现了典型人物或具有典型性的人物，像《过关》里的刘纪湘、《铁牛与病鸭》中的铁牛与病鸭、《喜酒》中的喜姑、《群策群力》中的老马等等。6、山东当代文学彰显时代特色的文学热潮（1949-1976）主旋律下的小说创作这一时期山东的小说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发展，不仅仅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有显著的成果，中短篇小说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反映革命战争历史的作品和迅速反映当代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生活巨变的作品大量出现。较为著名的作家有刘知侠、李心田、曲波、冯德英、峻青、王希坚、萧平、王安友、郭澄清、王愿坚、姜树茂、牛崇光、孔林、邱勋等人。刘知侠的小说创作多取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人民的斗争生活。代表作《铁道游击队》较好地借鉴了中国民间艺术中的表现手法，运用了传统小说的传奇性和故事性因素。“传奇性”这一美学意味在曲波的作品中得到了神化性的诠释，代表作《林海雪原》是曲波根据自己的经历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充满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更凸显出了“红色经典”的价值取向。李心田的童年记忆是他儿童文学作品挥之不去的情结，《闪闪的红星》是他影响最大的作品。《苦菜花》是冯德英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在1965年被搬上银幕并红极一时。郭澄清的《大刀记》是一部描写鲁北平原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歌颂了鲁北平原抗日战争中气贯长虹的英雄气概和辉映千秋的历史功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峻青《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和王愿坚《亲人》《同志》《党费》等作品是对革命历史的书写，满含着革命英雄主义色彩，挖掘革命者的人性之美。萧平《海滨的孩子》《雾雨》和邱勋《微山湖上》是儿童文学的重要作品。王希坚《迎春曲》和《变工组》、王安友《海上渔家》等作品是对集体化道路的热烈反应。董均伦《村姑》《村妇》、姜树茂《捕鱼的人》《渔岛怒潮》以及牟崇光《在大路上》是对农村新生活的颂歌，是描写农村生活题材的中坚力量。曲延坤《恋爱能手》《小青河畔的故事》是对基层干部的批判和讽刺。赛时礼《三进山城》被改编为影视剧本。林雨的军营题材小说和李向春的工业题材小说也具有其特殊性。讴歌时代的诗歌创作从建国到文革结束前，山东诗坛大势是随着战争与和平的转换，而进入了艺术转型期。王耀东、阎一强、冯恒祥、丁庆友等人的诗歌创作，不仅促进了山东诗坛的前进与发展，同时也加快了山东诗歌文体多样化的进程。阎一强是颇具代表性的早期山东乡土诗人，诗集《插翅膀的乡事》等最大的贡献在于推动传统乡土诗的艺术发展。丁庆友《家乡呵，家乡》《酸枣那棵树》等，风格长于叙述农家岁月，描述田园风光，《红高粱》《老牛》寄托了或刚猛或坚忍的乡土情怀。同时期的山东诗坛，以宋协周、高平、牛明通、冯恒祥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推动了诗歌在形式上向多种诗体的发展。郭廓是现代都市诗的代表性人物，《岱顶放歌》是其代表性作品。孙敬轩的诗歌《过去的事儿不要再说》表现为一种生活的哲理，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抒情姿态和含蓄而深沉的表达方式。寄情于美的散文书写当代前期的中国散文伴随着多变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格局，经历了由沉寂到勃兴、而后又走向衰退的曲折历程。这一时期的山东散文作家杨朔、张岐、峻青等人以个性充溢、图景丰富的散文作品，为山东乃至中国文坛做出了优异的贡献。杨朔写作的兴趣在建国以后渐渐集中在散文上。他创作的《樱花雨》《海市》《金字塔夜月》等一些优秀散文，以诗人的眼光去捕捉广袤生活寰宇中的“美”，在散文中寻求诗的意境。杨朔从古典文化中汲取创作的养分，《荔枝蜜》《海市》等作品写景叙事细致贴切。《茶花赋》《海罗衫》等作品写人记物特征鲜明而灵动，且构思巧妙，布局考究，体现出他独具的风格。张岐被称为“渔岛作家”，他的散文题材有着鲜明的一贯性，主要取材于海岛和渔民。《海螺》《渔火》等作品情思深隽，被赋予了大海的色彩与灵气。《秋色赋》是峻青散文作品的代表，充满时代的气息和作者对生活、对人民的深挚情感。其他文体的创新与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报告文学和话剧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建国后的报告文学多是反映抗美援朝的战地报告，而话剧的发展则更为迅速。1949年到1966年是山东话剧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这时期的话剧内容基本上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杨朔在50年代曾以特邀记者的名义赴朝采访，先后写下了《鸭绿江南北》《和平列车》《历史的车轮在飞转》等通讯特写和报告文学作品。胡可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时代感，《槐树庄》是他话剧创作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部作品。王命夫成名作是《敢想敢干的人》，大型话剧《皆大欢喜》最能体现他话剧艺术成就，也最能体现出他的喜剧创作才华。李心田话剧影响较大的是《风卷残云》和《随身携带的鉴定》，蓝澄《丰收之后》、张耕夫《卖马记》和张晶《明月千里》也是这一时期十分优秀的作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风貌（1976-至今）文学鲁军的崛起1978年以来，随着一批“伤痕”“反思”小说的出现，中国的小说创作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而文革压力下的山东小说，同样在新时期不断释放新生的力量，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李存葆、王润滋、尤凤伟、苗长水、刘玉堂、马瑞芳、赵德发、左建明、矫健等一大批重要作家开始崛起，以张炜、莫言为代表的一批文学巨匠的出现，使得文学鲁军呈现出日益强盛的态势，以鲜明的地域色彩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据了重要地位。尤凤伟《白莲花》《告密者》《红丹丹》等作品，把山东“伤痕文学”推向高潮。《鲁班的子孙》是王润滋较有影响力的作品，《党小组长》《内当家》《亮哥与芳妹》等表达了他对于传统美德的歌颂和赞美。胶东大地上的父老乡亲是矫健小说重要的主题，他最引人注目的是《天良》《河魂》等充满历史与人性反思的作品。毕四海长篇小说《东方商人》犀利地伸向以封建文化为主题的农民文化深层，剖析着、批判着农民文化已经腐朽的内核。马瑞芳《蓝眼睛，黑眼睛》《天眼》《感受四季》三部长篇小说，以写大学校园生活、审视人生百态而闻名。苗长水《超越攻击》和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是直面军营生活的写作。刘玉民《骚动之秋》是对社会人生、思索农民性格和命运的探究。赵德发《通腿儿》是其成名之作，以“农民三部曲”为代表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缱绻与决绝》《天理暨人欲》（即《君子梦》）《青烟或白雾》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姊妹篇《双手合十》《乾道坤道》则是对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的深刻剖析，《人类世》则带有强烈的现实忧思。他们是这一时期山东小说创作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张炜立足于中国本土和齐鲁大地进行人物和故事的构思，深深打上了中华文化的烙印。《古船》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小说，也是最早奠定了张炜文学史地位的重要作品。《九月寓言》是张炜继《古船》之后又一部长篇力作。长篇小说《你在高原》，是张炜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创作完成的，其文学史意义十分重大，并且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刺猬歌》表现了张炜所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与深刻的哲理悠思。《艾约堡秘史》是张炜最具突破意义的长篇小说，小说直指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膨胀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除《独药师》《家族》《外省书》等长篇小说之外，《蘑菇七种》《瀛洲思絮录》《秋天的愤怒》《海边的雪》《一潭清水》等中短篇小说，同样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丰富的文学性，在当今文坛独树一帜。同时张炜还是一位创作体裁丰富的作家，较为突出的是他的散文艺术，《羞涩与温柔》《冬天的阅读》《大地的呓语》等散文集获得许多赞誉。张炜多样化的文学体裁创作，对山东文学的多样化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莫言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更是山东文学史上重量级的作家。齐鲁文化扎根于莫言灵魂深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是一部表现高密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生命力和充满血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之作，既张扬个性解放，又歌颂英勇抗日的爱国主义精神。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蛙》，以新中国近六十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五十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也反映出中国计划生育的艰难历程。《檀香刑》讲述了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场可歌可泣的运动，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初中国被列强侵占的那段恐怖历史的真实场景。《生死疲劳》将六道轮回这一东方想象力草蛇灰线般隐没在全书的字里行间，写出了农民对生命无比执著的颂歌和悲歌。《丰乳肥臀》热情讴歌了生命最原初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并且在这一幅生命的流程图中，弥漫着历史与战争的硝烟，再现了一段时期内的历史。《酒国》《天堂蒜薹之歌》等作品也展现出他独特的文学创作模式。以《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金发婴儿》等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同样能够体现出莫言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另外，莫言的话剧《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离骚》等作品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深入，山东许多作家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向，逐渐趋于“个人化”。尤凤伟的小说里表现了对历史与人性的发掘和向民间生活、民间意识的靠拢。《金龟》《石门夜话》都是以“匪”类人物为主人公，试图通过这些人表现出人性和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左建明《阴影》引起较大反响，从对社会人生的关注中提炼诗情和哲理，《故道》《老人魂》《榆王》等作品深刻地展现了人的生存意志和生命坚韧性。李贯通《父亲的唱词》《洞天》既歌颂淳朴的民风，又批判人们的狭隘与保守。《乡村爱情》是张继的成名作。刘玉堂是一位情系乡土的作家，《钓鱼台纪事》《你无法真实》《温柔之乡》《乡村温柔》有意识地淡化政治与历史的悲剧，将温馨的人性突显出来。张树骅《天下英雄出少年》和刘海栖《这群嘎子哥》《男孩游戏》《灰颜色白影子》同样是儿童文学中不可忽视的作品。骆宾基《边陲线上》反映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张晓楠的儿童文学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于艾香《情感纪事》与张海迪《轮椅上的梦》，以及陈玉霞《心约》《心祭》《心斋》和郑建华《欲望别墅》《无色花季》《月有圆缺》等作品，从不同方面书写了女性主人公形象，推进了山东女性文学的发展。刘玉栋《我们分到了土地》《天黑前回家》《公鸡的寓言》和王方晨《老大》《祭奠清水》等作品对于山东乡土文学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王秀梅《零度火焰》《大雪》广为人知，《幸福秀》等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刘照如《蚂蚁的歌谣》《鲜花盛开的草帽》、艾玛《四季录》、东紫《北京来人了》等作品对于山东文学的推动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以穆陶《红颜怨》《林则徐》《日出》《孽海情》、常芳《第五战区》为代表的历史与通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山东文学的创作形式。走向新生的当代诗坛新时期的情思，成为理解山东诗坛发展趋势的关键。在耿林莽、孔孚、桑恒昌、梁小斌等人的推动下，山东诗歌开始走向了新生。在新诗文体中，散文诗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耿林莽《蟋蟀与萤》《醒来的鱼》等散文诗灵动而精细，属于新时期文化环境中对于时代精神的传神之作。以姜建国、张维芳、陈显荣等人为代表的讽刺诗，在“文革”结束之后作为一种同丑恶现象进行斗争的艺术手段，受到广泛欢迎。在新时期，孔孚属于最有艺术影响力的山东诗人，《山水清音》《山水灵音》等诗集把山水诗作为艺术追求的载体，直接牵引了新时期山东诗坛的艺术习尚。桑恒昌《爱之痛》《低垂的太阳》等诗作在以深沉凝重的怀亲诗的基础之上，形成自己的诗学。山东新时期的诗坛先行者中，梁小斌是最早声名鹊起的青年诗人，是朦胧诗群体中的重要一员。《我曾经向蓝色的天空开枪》《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为其代表诗作。胡鹏《五十九首诗》等注重语言的实验，力求一语天然万古常新。赵镇琬、晨声、路也、宇向、寒烟、王夫刚、孙磊、韩宗宝、阿华、朵渔等是山东诗坛创新精神的体现，较好地处理了对现代诗艺术开拓与文化的整合。日臻成熟的散文新风80年代以来的山东散文，呈现了一个开放和精彩纷呈的文学格局。就山东主要作家队伍而言，新时期的到来首先在精神层面上带来了作家主体意识的回归与独立。以马瑞芳、郭保林、许平、刘烨园、李登建、陈原、耿立等人为代表的散文创作，充满了独特的审美意蕴。马瑞芳的散文创作题材颇为广泛，《煎饼花儿》《祖父》《等》这些作品都是围绕作者几个时期的家庭生活情景来展开。有关文化人的文字素描，或曰“名士风采录”这类作品，大多数辑于《学海见闻录》。郭保林的散文深深扎根于乡土和大自然，《五彩树》中包含着他对故乡深挚浓郁的情感，《绿色的童话》则表明大自然成为了他诗心的皈依之所。田仲济《栈桥之夜》、李存葆《大河遗梦》、章永顺《敦煌的色彩》等作品是这一时期较为出色的游记体散文。陈原《祖父是一粒粮食》、刘锡诚《午院榴花》、卢得志《心香集》、丁建元《凡眼瞩望星空》、李登建《黑蝴蝶》、刘烨园《何时？何地？何事？》等作品同样有着独特的艺术成就，对于山东散文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五彩缤纷的其他文体七十年代末，话剧舞台奇迹般地发展繁荣起来，以刘桂成、阎丰乐、邹星枢等人为代表的山东话剧，迎来了又一次创作高峰。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的兴盛也是新时期山东文坛重要的文学现象。同时，电视剧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山东影视文化的进步。刘桂成《榆钱树下》、阎丰乐《平原春秋》都直接反映了新时期农村经济改革情况。而以陈永娟为代表的少儿剧《小白龟》《宝贝儿》都是深受儿童喜爱的剧作。邹星枢的话剧作品《这里曾有座小庙》《酒韵》等代表了他话剧创作的成就。代路《飞吧！海燕》是他第一部校园剧，而《陈小虎》则是融合了魔幻主义色彩创作的儿童剧。最能体现出翟剑萍话剧创作风格和成就的是《命运》《眷恋》。青岛话剧作家群是山东话剧创作的重要力量，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是关注现实生活。李延国报告文学的特色是紧扣时代的脉搏，以宏厚奋发的精神去发掘人们奋力拼搏的过程，揭示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片国土上》《废墟里站起来的年轻人》《中国农民大趋势》相继获得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李存葆、王光明的长篇报告文学《沂蒙九章》《大王魂》是山东人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精神写照与生活足音。王兆山长篇报告文学《阳都风流》《人瑞—朱彦夫的故事》影响颇大。许晨《人生大舞台—样板戏启示录》获得第三届城市报纸连载作品一等奖。李荃《中华之门》以农村和战争题材为主。高艳国和赵方新《中国老兵安魂曲》《中国农民书》、贾鲁生《花环与锁链》和《阴间·阳间》、郭慎娟《知识的罪与罚》等作品也有较大影响。铁流、徐锦庚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中国民办教育调查》在全国引起了较大反响，两人合作的另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国家记忆》，获得第十三届国家五个一工程奖。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的文学评论和理论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以刘泮溪、袁世硕、任孚先、朱德发、宋遂良、袁忠岳、李先锋、孔范今、李广鼐、陈宝云等人为代表的文学评论家对山东文学评论的推动十分重要。吴义勤、施战军、谭好哲、李掖平、王光东、张清华、黄发有等文学评论家，对山东文学评论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山东电视剧的起步是在1978年，这时期的电视剧都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奠定了山东电视剧淳朴、真实的艺术风格。《武松》《高山下的花环》《今夜有暴风雪》三部电视连续剧取得“飞天奖”和“金鹰奖”一等奖，号称三连冠，显示出了山东电视台的实力。1991年电视连续剧《孔子》获得第十二届“飞天奖”，这是山东电视剧三连冠之后的又一次辉煌。赵冬苓《大地缘》《小小飞虎队》《军嫂》《孔繁森》和张宏森《中国窖》《西部警察》《车站》《车间主任》等作品，为山东电视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推动山东电视剧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旅居港澳台的山东籍作家在回顾上世纪后期山东文学流变史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台、港作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一些台湾的山东籍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能够看到台湾的社会状况、百姓的生存形态以及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同时，作品中的“乡愁美学”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以王鼎钧、张大春、朱天心、丛掖滋、郭良蕙、沙牧、管管、马森、平路等人为代表的台湾文学创作。朱天文《花忆前身》大致经历了她在小说创作上风格与叙述对象的转变，《淡江记》《世纪末的华丽》《炎夏之都》等作品同样引起较大关注。郭良蕙的小说表现了明显的女性视角，《春尽》《斜烟》均为纯情的悲剧故事。丛掖滋《白色的网》《秋雾》等小说主要反映留学生生活。平路《玉米之死》《台湾奇迹》等小说介入国家叙事，挑战了男性独霸的叙事领域。王幼华的小说在于重视对人精神层面的挖掘，《恶徒》《土地与灵魂》通过对人物心灵特别是病态心理描写，折射台湾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象。王鼎钧《人生三书》是其颇具代表性的散文集，《碎琉璃》和《情人眼》两本散文集，一向被认为是代表了乡土散文的新风貌，具有兼容并蓄的开创性文体。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是他写故乡、家庭、抗战的遭遇，以及流亡生活，见证了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遭遇和命运。《瞳孔里的古城》《哭屋》《青纱帐》等作品多是以山东故乡题材进行写作，同时也有对转型时期的台湾农村景况的描写。内地读者了解张大春大多是通过《小说稗类》，然而他的作品从《将军碑》《鸡翎图》《四喜忧国》《公寓导游》到结合新闻题材《大说谎家》《撒谎的信徒》《没人写信给上校》等都受到读者的青睐。朱天心《古都》等小说中的核心形象“老灵魂”是对“乡愁美学”意境的拓展。由于政治和社会原因，台湾山东籍作家的创作不可能与山东本土的创作相一致，但却可以让读者看到这个时期文学丰富多彩的一面，而且是有价值的一面。清新大气的文学鲁军新锐为进一步加强对中青年骨干作家、评论家的培养和扶持，推动文学精品创作，山东省作家协会积极探索建立签约作家、签约文学评论家制度。实施作家、评论家签约制度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学创作与评论工作的创新举措和有益尝试，是促进文艺精品创作，推动我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该项制度主要目的是将全省创作成绩突出、创作能力强、创作潜力大的青年作家、评论家动员、凝聚起来，潜心文学创作和艺术探索，催生出一批能够代表山东省文学创作与评论水平的精品力作，打造一批文学鲁军的新力量，让“文学新鲁军”再创辉煌。截至目前，山东省已与第五批作家、第二批评论家成功签约。（本文在编著过程中获得山东省作家协会“山东文学史编撰”咨询委员会各位专家的指导；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程孝阳、张璇、刘玄德等研究生参与部分编撰，特此说明与致谢）

文章来源：齐鲁学刊 网址: http://ql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01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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