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学家苏轼是非鲁籍却在鲁有重要活动和文学创作的文化名人典范。他曾先后知密州、登州，两过济南，与许多山东籍的文化名人关系密切，与其曾任职山东的胞弟苏辙互动频繁，文学创作丰富。齐鲁大地对苏轼产生了重要影响，助其创作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和《超然台记》(后文简称之为“三词一记”)等流传后世的文学名篇，而他也为齐鲁文化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以文学名篇为中心，充分探究其行迹思想，对苏轼在齐鲁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并探索这一文化资源的当代利用，不失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积极尝试。
一、研究现状及新思路
(一)当前学界侧重文本考索
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和富有文化魅力的文学家之一，苏轼一直是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研究界关注的重点，历来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诸多苏轼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其论文著作，详考文献，论述宏深，其中也包含苏轼在鲁的活动与创作，是值得参考借鉴的研究成果和进一步探讨的基础，且不赘举。其中，刘乃昌先生对苏轼在山东有专门的研究。其《苏轼与山东》(2004)在总体把握苏轼人生经历、思想和文学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苏轼到密州、登州、济南的来龙去脉，[1]《苏轼在山东》一文宏观地研究了苏轼两次来山东的基本情况。[2]
上世纪90年代在山东召开的两次苏轼学术会议(1992年烟台第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1998年诸城第十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较为集中地对苏轼在山东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探讨，产生了很多成果。综观之，探讨主要关注苏轼在密州的创作，这几乎成为了一个独立课题。如对于所谓苏轼“密州三曲”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进行专题研究。这是对苏轼在齐鲁创作的文学名篇的关注。此间前后出版的《苏轼在密州》一著更是专论苏轼在密州时期，在文献整理和文艺批评上都颇为重要的研究成果。[3]
近年的苏轼研究中，台湾学者李常生先生独树一帜、研究颇深。他进行了以扎实的实地考察和细致的文献考证为基础的苏轼行踪研究，其逾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借助大量原创性的地理图示、实地照片，汇总整理各种苏轼研究文献，考辨诸多细节，纠正以往认识中的错讹。[4]其研究对新的思路颇有直接启发意义。
(二)新思路重视实地考察
关于文史科学研究，近代学者王国维等提出、倡导“二重证据法”，即重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相互印证。新世纪以来，学界开始重视在“二重证据”之外的其他方面，如借助口述历史及文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优势，来创新文学研究的路径。随着近些年“文学地理学”的兴起，文学研究中介入“实地考察”(或至少是相近思路)已逐渐被重视。如词学研究中，学者提出书写宋词史的第一步就是“重新勘察词史现场”，[5]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而李常生《苏轼行踪考》《苏辙行踪考》的撰著，正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考察基础上，堪称此类研究的实践典范。
鉴于如此认识，对于苏轼在齐鲁文学名篇的新研究，应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综合考察研究与文本研究，大致分为实地调研、文本研究和应用分析三个步骤。近三年来，笔者有针对性地对诸城、济南、蓬莱等苏轼曾到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调研，考察相关遗迹，走访当地文化学者，搜集文献资料。调研颇有成效，搜集到了有价值的文化遗存，如济南长清博物馆所藏宋真相院碑文系海内孤本性文物，极具价值。文本研究阶段，根据苏轼作品，分实有与虚拟两种情况，考论文学作品相关地，由此进一步对其中名篇进行新解读。还要进行应用分析，以文化应用为目标，将单纯的文本研究落到现实中。对苏轼行迹和创作文化资源在当代传统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尽可能地审视现状，研究对策，提出建议。
此外，研究目标具有接续性。新研究拟在学术上从两个角度做出努力：其一，对于文学研究(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苏轼研究)，以齐鲁之地这样具有传统文化典型意义的区域为切入点，考察其对于苏轼的影响，管窥宋代文学和诗词(豪放、婉约风格)发展的情况，归纳演进规律。由于苏轼是古典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亦是最难全面把握的大家之一，因此选取适当的角度进行多个不同段落、角度的考察，是推助形成对于苏轼和宋代文学全面、准确的认识的基本思路、方法。其二，对于齐鲁文化研究，以苏轼作为非鲁籍而旅鲁的古代文人典型和历史文化名人入手，逐步形成齐鲁文化名人研究系列。由此对齐鲁文化发展状况、文化交流情况、文化特质、文化资源等形成新的认识，进而推动新时代条件下的齐鲁文化研究，或是一种既宏阔、系统又容易落到实处的研究思路。
二、文学探索与成就名篇
苏轼在齐鲁文学创作丰富，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熙宁七年(1074)至九年(1076)在密州(治所在今诸城)任知州时创作的“三词一记”，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和《超然台记》。这四者堪称苏轼在齐鲁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所在，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本文的研究侧重点在密州和“三词一记”。
(一)创作：境遇之写照
其一是新的生活体验。苏轼一生行、居多地，经历丰富。来密之前，苏轼的行踪可概略为出蜀至汴京及从汴京回眉山、任凤翔签判、任杭州倅，主要活动地在四川故乡、汴京、凤翔、杭州。熙宁七年(1074)是他首次到齐鲁之地的密州，这里的风土人情自然是他先前所未曾经历过的。
其二是新的政治体验。苏轼在密州新职任上的感悟，产生了新的文学表达。由苏轼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所上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可见其官衔为“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据乾隆《诸城县志》卷一四《金石考》，苏轼在熙宁九年(1076)四月的官衔全称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在密州的两年里，他的官衔有所升迁，其中“(权)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具有实际职权性质的差遣，也就是简称“知密州”或所谓“密州知州”。这一职务给苏轼带来了新的体验。一方面是知州重任带来的获得感。来密州之前苏轼担任的是杭州通判，是一州的“二把手”。来到密州他成为行政长官。另一方面是僻乡繁务引起的紧张感。虽然做了主官，但密州的艰难条件不比富庶的杭州，加上有蝗旱天灾、盗匪之患，苏知州并不轻松。因此苏轼到密州的政治体验是正反两方面的。
(二)“三词”：词风之探索
苏轼有文学创作的自觉，据统计仅在密州所作诗、词、文就逾二百篇。苏轼的词创作经历了一个过程。若以密州为界，先前可以看做是苏轼词创作的学习和试验期，到了密州，开始了独领风骚式的创作。熙宁八年(1075)一月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同年冬写《江城子·密州出猎》，次年即熙宁九年(1076)八月更是写出了千古中秋压卷之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总起来看，这“三词”是苏轼探索曲子词审美风格的实践过程。
其一，词循“本色”，成千古悼亡佳作。从词文学发展的历程来看，若简单地以豪放、婉约分，无疑婉约词风一直本认为是“本色当行”的。晚于苏轼的李清照评价苏词“要非本色”，主要是针对其“教坊雷大使之舞”风格的豪放词。实际上，《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思念过世十年妻子王弗，正是典范的情词，是曲子词最为本色的表现。由此足以证明，苏轼写得好“正宗”的词。
其二，勇于突破，遂创新自成一家。苏轼在密州，因祭山出猎活动创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一首迥异于以往词风的猎词横空出世。客观地看，密州出猎词之类的作品在当时却是相当异乎人们对曲子词的审美习惯的。但从作品形成后对于期待的回馈来看，苏轼实现了他的动机。他的这首词，尽管当时或许没有特别明显的反应，实际上确乎掀起了词史上的“轩然大波”。而创作实践的完成，使作者原先酝酿的“不平”得以消解，而后续的创作也不再急切。纵观苏轼一生的词创作，真正称之为“豪放”如同这首出猎词的也不多。也就是说，他实验过了，成功过了，也就可以了。即使改变不了柳七郎风味主导的词文学的天下，也“指出了向上一路”，提供了词文学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
其三，沉潜超越，炼得格高千古作。熙宁九年(1076)中秋，苏轼在修葺成的超然台上写出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一首被王国维称为“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的经典词作。从主导的词风上看，这首词更接近于所谓“本色”的婉约词风，但其清丽旷达异乎“花间词风”，而深刻哲理思索的境界又远远超越了传统词作的小格局。可以说，这首词是苏轼在密州用创作来进行词风探索的“结论性”作品。经过探索实践，苏轼的词已跳出婉、豪之窠臼，升华到了新的境界。
(三)“一记”：得失之思索
苏轼于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所作的《超然台记》是古代散文中的杰出作品。表面上看，这是一篇用“乐”字贯穿全文的文章，先论理，再说事，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的价值观。因为名“超然”出于《老子》，一般认为这是一篇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文章，如明代茅坤、清代金圣叹皆如此评。实际上，这一篇文章与宋代“记”体文学中关于忧乐和得失的思索脉络一以贯之。著名的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即是代表。《超然台记》中，作者结合自身“钱塘移守胶西”的经历来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无往而不乐的观念。这与其《凌虚台记》《宝绘堂记》中表达的观念有颇多相近之处。纵观整个北宋时代的散文，能窥得一些文学嬗变的踪迹，反映了士人心态趋于平和的倾向。
三、文化意义与当代开发
(一)文学普及意义
密州是苏轼文学创作的辉煌地，“三词一记”也是具有文学文化普及价值的经典名篇。以当代学者所做的综合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类成果“宋词排行榜”来看，三词全部入选榜单前100强，分别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第4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第38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第99名。[6]这都说明这些名作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精品。
文化普及的功用是明显的。从地方角度，诸城对于苏轼文化的利用也值得赞赏。实际上这种文化资源利用的意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存在了。很多人对于上世纪90年代肉食品企业得利斯的火腿制品广告语“但愿人长久，相伴得利斯”印象颇深，但可能很少有人了解，其实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建在山东诸城。诸城所在，正是北宋密州之地，正是苏轼写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千古佳句的地方。这反映出得利斯人注意到了这一地方文化资源，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探索。
(二)文旅开发意义
“三词一记”为代表的文学名篇是苏轼留给齐鲁的宝贵文化资源，很有必要进行开发利用。围绕“三词一记”所涵盖的文化类型，在诸城等地进行苏轼文化旅游的开发，是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
一是悼亡词所代表的爱情文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通过“寄情于梦”方式表现苏轼与发妻王弗的深挚感情，正是古代爱情文化的杰出体现。在作品的写作之地，开发建设苏轼王弗爱情主题文化公园及相关旅游项目，不失为一个文化资源开发思路。
二是出猎词所代表的狩猎文化。密州出猎词彰显的是孔武有力的军事体育活动。诸城有丰富的山岗地理资源，融合苏轼词名篇带来的文化效应，开发相关的体育活动，倡导全民参与，运动健身，是这一文化资源的开发思路。
三是超然台中秋节庆文化。月圆之夜的沉思促发了苏轼创作出“明月几时有”的千古佳作，当代更是由音乐人因旧词谱新曲，并经由著名歌手的演绎而广为传唱。基于这样的文化基础，建设超然台文化景观、开发中秋月文化节，进行“明月几时有”在音乐上、文字上、表演上的新创作，融合自然景观和人文活动，应是有益的尝试。
总之，三大主旨文化资源的开发，正是苏轼文学名篇的文化意义所在，也为当代文旅融合性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提供了素材。
[1]刘乃昌.苏轼与山东[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2]刘乃昌.苏轼在山东[A]//苏轼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4.
[3]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M].济南：齐鲁书社，1995.
[4]李常生.苏轼行踪考[M].台北：城乡风貌工作室，2019.
[5]肖鹏.宋词通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6]王兆鹏，郁玉英，郭红欣.宋词排行榜[M].北京：中华书局，2012.
北宋文学家苏轼是非鲁籍却在鲁有重要活动和文学创作的文化名人典范。他曾先后知密州、登州，两过济南，与许多山东籍的文化名人关系密切，与其曾任职山东的胞弟苏辙互动频繁，文学创作丰富。齐鲁大地对苏轼产生了重要影响，助其创作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和《超然台记》(后文简称之为“三词一记”)等流传后世的文学名篇，而他也为齐鲁文化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以文学名篇为中心，充分探究其行迹思想，对苏轼在齐鲁的文学创作进行研究，并探索这一文化资源的当代利用，不失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积极尝试。一、研究现状及新思路(一)当前学界侧重文本考索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重要和富有文化魅力的文学家之一，苏轼一直是古代文学、传统文化研究界关注的重点，历来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诸多苏轼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其论文著作，详考文献，论述宏深，其中也包含苏轼在鲁的活动与创作，是值得参考借鉴的研究成果和进一步探讨的基础，且不赘举。其中，刘乃昌先生对苏轼在山东有专门的研究。其《苏轼与山东》(2004)在总体把握苏轼人生经历、思想和文学的基础上，重点关注苏轼到密州、登州、济南的来龙去脉，[1]《苏轼在山东》一文宏观地研究了苏轼两次来山东的基本情况。[2]上世纪90年代在山东召开的两次苏轼学术会议(1992年烟台第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1998年诸城第十届苏轼学术研讨会)，较为集中地对苏轼在山东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探讨，产生了很多成果。综观之，探讨主要关注苏轼在密州的创作，这几乎成为了一个独立课题。如对于所谓苏轼“密州三曲”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进行专题研究。这是对苏轼在齐鲁创作的文学名篇的关注。此间前后出版的《苏轼在密州》一著更是专论苏轼在密州时期，在文献整理和文艺批评上都颇为重要的研究成果。[3]近年的苏轼研究中，台湾学者李常生先生独树一帜、研究颇深。他进行了以扎实的实地考察和细致的文献考证为基础的苏轼行踪研究，其逾百万字的学术著作借助大量原创性的地理图示、实地照片，汇总整理各种苏轼研究文献，考辨诸多细节，纠正以往认识中的错讹。[4]其研究对新的思路颇有直接启发意义。(二)新思路重视实地考察关于文史科学研究，近代学者王国维等提出、倡导“二重证据法”，即重视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相互印证。新世纪以来，学界开始重视在“二重证据”之外的其他方面，如借助口述历史及文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优势，来创新文学研究的路径。随着近些年“文学地理学”的兴起，文学研究中介入“实地考察”(或至少是相近思路)已逐渐被重视。如词学研究中，学者提出书写宋词史的第一步就是“重新勘察词史现场”，[5]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而李常生《苏轼行踪考》《苏辙行踪考》的撰著，正是建立在大量实地考察基础上，堪称此类研究的实践典范。鉴于如此认识，对于苏轼在齐鲁文学名篇的新研究，应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综合考察研究与文本研究，大致分为实地调研、文本研究和应用分析三个步骤。近三年来，笔者有针对性地对诸城、济南、蓬莱等苏轼曾到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调研，考察相关遗迹，走访当地文化学者，搜集文献资料。调研颇有成效，搜集到了有价值的文化遗存，如济南长清博物馆所藏宋真相院碑文系海内孤本性文物，极具价值。文本研究阶段，根据苏轼作品，分实有与虚拟两种情况，考论文学作品相关地，由此进一步对其中名篇进行新解读。还要进行应用分析，以文化应用为目标，将单纯的文本研究落到现实中。对苏轼行迹和创作文化资源在当代传统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尽可能地审视现状，研究对策，提出建议。此外，研究目标具有接续性。新研究拟在学术上从两个角度做出努力：其一，对于文学研究(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苏轼研究)，以齐鲁之地这样具有传统文化典型意义的区域为切入点，考察其对于苏轼的影响，管窥宋代文学和诗词(豪放、婉约风格)发展的情况，归纳演进规律。由于苏轼是古典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同时亦是最难全面把握的大家之一，因此选取适当的角度进行多个不同段落、角度的考察，是推助形成对于苏轼和宋代文学全面、准确的认识的基本思路、方法。其二，对于齐鲁文化研究，以苏轼作为非鲁籍而旅鲁的古代文人典型和历史文化名人入手，逐步形成齐鲁文化名人研究系列。由此对齐鲁文化发展状况、文化交流情况、文化特质、文化资源等形成新的认识，进而推动新时代条件下的齐鲁文化研究，或是一种既宏阔、系统又容易落到实处的研究思路。二、文学探索与成就名篇苏轼在齐鲁文学创作丰富，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熙宁七年(1074)至九年(1076)在密州(治所在今诸城)任知州时创作的“三词一记”，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和《超然台记》。这四者堪称苏轼在齐鲁文学创作中成就最高所在，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本文的研究侧重点在密州和“三词一记”。(一)创作：境遇之写照其一是新的生活体验。苏轼一生行、居多地，经历丰富。来密之前，苏轼的行踪可概略为出蜀至汴京及从汴京回眉山、任凤翔签判、任杭州倅，主要活动地在四川故乡、汴京、凤翔、杭州。熙宁七年(1074)是他首次到齐鲁之地的密州，这里的风土人情自然是他先前所未曾经历过的。其二是新的政治体验。苏轼在密州新职任上的感悟，产生了新的文学表达。由苏轼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所上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可见其官衔为“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据乾隆《诸城县志》卷一四《金石考》，苏轼在熙宁九年(1076)四月的官衔全称为“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军州事、骑都尉”。在密州的两年里，他的官衔有所升迁，其中“(权)知密州军州事”是苏轼具有实际职权性质的差遣，也就是简称“知密州”或所谓“密州知州”。这一职务给苏轼带来了新的体验。一方面是知州重任带来的获得感。来密州之前苏轼担任的是杭州通判，是一州的“二把手”。来到密州他成为行政长官。另一方面是僻乡繁务引起的紧张感。虽然做了主官，但密州的艰难条件不比富庶的杭州，加上有蝗旱天灾、盗匪之患，苏知州并不轻松。因此苏轼到密州的政治体验是正反两方面的。(二)“三词”：词风之探索苏轼有文学创作的自觉，据统计仅在密州所作诗、词、文就逾二百篇。苏轼的词创作经历了一个过程。若以密州为界，先前可以看做是苏轼词创作的学习和试验期，到了密州，开始了独领风骚式的创作。熙宁八年(1075)一月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同年冬写《江城子·密州出猎》，次年即熙宁九年(1076)八月更是写出了千古中秋压卷之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总起来看，这“三词”是苏轼探索曲子词审美风格的实践过程。其一，词循“本色”，成千古悼亡佳作。从词文学发展的历程来看，若简单地以豪放、婉约分，无疑婉约词风一直本认为是“本色当行”的。晚于苏轼的李清照评价苏词“要非本色”，主要是针对其“教坊雷大使之舞”风格的豪放词。实际上，《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思念过世十年妻子王弗，正是典范的情词，是曲子词最为本色的表现。由此足以证明，苏轼写得好“正宗”的词。其二，勇于突破，遂创新自成一家。苏轼在密州，因祭山出猎活动创作了《江城子·密州出猎》，一首迥异于以往词风的猎词横空出世。客观地看，密州出猎词之类的作品在当时却是相当异乎人们对曲子词的审美习惯的。但从作品形成后对于期待的回馈来看，苏轼实现了他的动机。他的这首词，尽管当时或许没有特别明显的反应，实际上确乎掀起了词史上的“轩然大波”。而创作实践的完成，使作者原先酝酿的“不平”得以消解，而后续的创作也不再急切。纵观苏轼一生的词创作，真正称之为“豪放”如同这首出猎词的也不多。也就是说，他实验过了，成功过了，也就可以了。即使改变不了柳七郎风味主导的词文学的天下，也“指出了向上一路”，提供了词文学发展的另外一种可能。其三，沉潜超越，炼得格高千古作。熙宁九年(1076)中秋，苏轼在修葺成的超然台上写出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一首被王国维称为“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的经典词作。从主导的词风上看，这首词更接近于所谓“本色”的婉约词风，但其清丽旷达异乎“花间词风”，而深刻哲理思索的境界又远远超越了传统词作的小格局。可以说，这首词是苏轼在密州用创作来进行词风探索的“结论性”作品。经过探索实践，苏轼的词已跳出婉、豪之窠臼，升华到了新的境界。(三)“一记”：得失之思索苏轼于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所作的《超然台记》是古代散文中的杰出作品。表面上看，这是一篇用“乐”字贯穿全文的文章，先论理，再说事，字里行间渗透了作者的价值观。因为名“超然”出于《老子》，一般认为这是一篇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文章，如明代茅坤、清代金圣叹皆如此评。实际上，这一篇文章与宋代“记”体文学中关于忧乐和得失的思索脉络一以贯之。著名的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即是代表。《超然台记》中，作者结合自身“钱塘移守胶西”的经历来说明超然于物外就可无往而不乐的观念。这与其《凌虚台记》《宝绘堂记》中表达的观念有颇多相近之处。纵观整个北宋时代的散文，能窥得一些文学嬗变的踪迹，反映了士人心态趋于平和的倾向。三、文化意义与当代开发(一)文学普及意义密州是苏轼文学创作的辉煌地，“三词一记”也是具有文学文化普及价值的经典名篇。以当代学者所做的综合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类成果“宋词排行榜”来看，三词全部入选榜单前100强，分别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第4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第38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第99名。[6]这都说明这些名作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精品。文化普及的功用是明显的。从地方角度，诸城对于苏轼文化的利用也值得赞赏。实际上这种文化资源利用的意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存在了。很多人对于上世纪90年代肉食品企业得利斯的火腿制品广告语“但愿人长久，相伴得利斯”印象颇深，但可能很少有人了解，其实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建在山东诸城。诸城所在，正是北宋密州之地，正是苏轼写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千古佳句的地方。这反映出得利斯人注意到了这一地方文化资源，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化探索。(二)文旅开发意义“三词一记”为代表的文学名篇是苏轼留给齐鲁的宝贵文化资源，很有必要进行开发利用。围绕“三词一记”所涵盖的文化类型，在诸城等地进行苏轼文化旅游的开发，是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一是悼亡词所代表的爱情文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通过“寄情于梦”方式表现苏轼与发妻王弗的深挚感情，正是古代爱情文化的杰出体现。在作品的写作之地，开发建设苏轼王弗爱情主题文化公园及相关旅游项目，不失为一个文化资源开发思路。二是出猎词所代表的狩猎文化。密州出猎词彰显的是孔武有力的军事体育活动。诸城有丰富的山岗地理资源，融合苏轼词名篇带来的文化效应，开发相关的体育活动，倡导全民参与，运动健身，是这一文化资源的开发思路。三是超然台中秋节庆文化。月圆之夜的沉思促发了苏轼创作出“明月几时有”的千古佳作，当代更是由音乐人因旧词谱新曲，并经由著名歌手的演绎而广为传唱。基于这样的文化基础，建设超然台文化景观、开发中秋月文化节，进行“明月几时有”在音乐上、文字上、表演上的新创作，融合自然景观和人文活动，应是有益的尝试。总之，三大主旨文化资源的开发，正是苏轼文学名篇的文化意义所在，也为当代文旅融合性开发、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提供了素材。参考文献：[1]刘乃昌.苏轼与山东[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2]刘乃昌.苏轼在山东[A]//苏轼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2004.[3]李增坡主编.苏轼在密州[M].济南：齐鲁书社，1995.[4]李常生.苏轼行踪考[M].台北：城乡风貌工作室，2019.[5]肖鹏.宋词通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6]王兆鹏，郁玉英，郭红欣.宋词排行榜[M].北京：中华书局，2012.
文章来源：齐鲁学刊 网址: http://qlx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1013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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